而上的城市联系起来。

为了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感受，莱奥帕尔迪让保罗丽娜将罗马想象成一块如同雷卡纳蒂广场一般巨大的棋盘，而在棋盘上移动着的却是正常大小的棋子。塞尔吉奥·罗马尼奥利观察到，从最先对巨型城市的联想到之后对微型城市的联想，莱奥帕尔迪的想象已然徘徊在《格列佛游记》的巨人国和矮人国之间。

在几天后写给兄弟卡罗的信中，莱奥帕尔迪确立了他关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范围”的思想，他认为这些关系能够在小环境、小城市中得到实现，却会在大环境、大城市中失却。我们已经触及莱奥帕尔迪诗歌中的核心部分：即有限的、令人安心的空间与无边无际的非人空间。前者是房屋、窗户，是雷卡纳蒂广场上熟悉的夜间喧闹，是它“沐浴在金色阳光下的小巷与果园”；而后者则是他的作品《道德小书》（Operette morali）中冰岛人所面对的无边无际、冷傲孤寂的大自然；前者是《无限》[54]的牢笼，而后者则是真正的无限。在这一组对立之中，厌恶之情和心驰神往可以互换位置，以人为尺寸的家乡可以是难以忍受的，而淹没在无边虚空的海洋也可以是甜蜜的。至于意大利风景的主题，塞尔吉奥·罗马尼奥利则提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小城镇的理想化表述，与莱奥帕尔迪的主体形成了反差。

在此之前没几年，一位古怪的德国人约翰·戈特弗里德·佐伊梅（Johann Gottfried Seume）动身远行，要寻找小镇林立的意大利，在他眼中，这才是“真正的意大利”。他蔑视公共马车、四轮马车和只为拜访壮观遗迹的旅行，仅靠步行四处走动，每天行走30公里，佐伊梅颠覆了常规，给欧洲贵族游览意大利的人文之旅传统画上了句号。如是说的德·赛塔辟出一篇长文，专门探讨了佐伊梅这段在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经历。

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富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所必须完成的意大利城市之旅，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许多城市在旅游目的地的名单里进进出出，而其他城市的重要性也发生过相应的改变。德·赛塔对当时的旅行日记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对这些变化进行对比和分析。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的游学时代才宣告结束，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越发缩短，我们迎来了旅行的时代。

在本书其他谈论意大利形象的文章中，有两篇的主题只会惹得意大利人发笑。一篇是莱昂纳多·迪毛罗谈论旅游指南的文章，另外一篇则是玛利亚·安东涅塔·富斯科论各个城市的“刻板的印象”（例如风景明信片）。但是，让我感到慰藉的是，虽然其中不乏缺点遗漏和陈词滥调，但意大利旅游俱乐部在编写旅游指南时还是非常尽职尽责的，它们不仅是我秘密的心头好，而且在我看来也是意大利统一之后完成得很出色的事情之一。

至于那些以松树为前景，以维苏威火山为背景的风景刻板印象，我们就不得不出言讽刺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全然把这些形象看作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因为当人们铭记一个国家时，每一处地名必然会和一个形象挂钩，而这个形象和地名一样有着很大的随机性，除了和这个地名挂钩以外，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含义。比萨斜塔和都灵的安托内利尖塔都不过是某种徽章、寓言式简洁的形象简称。重要的是它们都起到了辨识而不是混淆式扁平化的作用，而不是像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的电影《天堂里的烦恼》（Trouble in Paradise）那样让威尼斯的船夫高唱起那不勒斯的歌曲《我的太阳》（“O sole mio”）。不过我们也不得不说，将这两种刻板印象如此不和谐地拼接起来，也确实贴切地代表了意大利这个旅游国度，它们也额外地反映出，在当今的意大利，当消费旅行遭遇威尼斯小船和音乐时，会结出怎样的现实果实。

1982年

物的救赎

马里奥·普拉茨[55]的个人文集《幕后的声音》（Voce dietro la scena，艾德菲出版社）集结了他55年创作生涯的全部著作和文章。其中一个主题便是个人生涯的记述。普拉茨是一位对求学和万物都乐此不疲的学者，他也是一位兼收并蓄的资料整理大师，那些出自人类之手的大大小小的作品中只要挥洒出时代最强的色彩和灵魂深处的激情，都会被他论及。他是一位追寻当今品位的远古之源的探索家，正是这汩汩清流灌溉滋养着西方文化之土。作为一位有品位的历史大家，普拉茨并不遵循线性的路径，而是将材料并置，其中每个元素都指向了其他一系列的元素。因此，个人生涯的记述也绝非以时间顺序罗列已然发生之事，而是一种起因、机缘和动力的累积，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它是一本目录，列举了生命中支撑并塑造其人生的所有缘由。

于是乎，我们便在这套文集中，在他对曾经待在意大利（尤其是托斯卡纳）的英国怪才[比如罗斯金的门徒、作家维侬·李（Vernon Lee）]，以及集前拉斐尔派唯美主义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于一身的神奇人物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研究中找到了他矢志于此的缘由。而他根据查尔斯·兰姆[56]（近来他刚刚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