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任沙阿的父亲开始）与穆斯林什叶派不同，对于少数宗教采取开放、世俗的态度。如此一来，政治风云莫测的平衡逻辑又再次允许了对于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几个世纪以来，琐罗亚斯德围绕山中和屋中圣火的崇拜活动便在流放地印度和波斯的偏远地区秘密地进行着。

琐罗亚斯德教徒始终提防异教人士，他们封锁火焰，只允许教徒隔着格栅窥见它的火光。尽管点火的祭坛一度在大流士建造的波斯波利斯宫殿的不朽台阶上闪耀，但是真正的火焰圣殿从来都是没有窗户的、仅靠缝隙通风的房间，那里永远都见不到阳光。在那里，新鲜的檀香木块滋养着火焰，为之耗尽所有来自大地的汁液。火焰无数次熄灭，也无数次在灰烬中重燃，于是乎火焰得到了净化，摆脱了所有灰烬，摆脱所有那些污染着一切元素、一切星辰、一切动植物（尤其是人）的恶。圣火在黑暗中闪耀，它的光辉不该掺杂白天的日光。或许，只要人们若无其事，将它当作世间平凡的事物看上一眼，它就被亵渎了。而我的目光，难道不就是如此？在这个火焰吞噬一切所见所闻的世界里，我这样寻找古代符号的意义，只能是白费力气。真正的火焰避人耳目，莫非我就是为了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才来到这里？

为了寻找亚兹德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昨天下午我们在一个几近废弃的巨大街区里前前后后地寻觅，四周是密不透风的麦秸泥墙或黏土砖墙，还有矮矮的平房露台上不时有某个女孩向我们投来注视的目光，也有一群群老妇围坐在狭窄的门槛旁，或是坐在点了蜡烛的壁龛下。人们可以从女人头上盖的头巾来判断她的信仰；在这个街区里，彩色头巾远远多过黑色头巾。走过一扇门，穿过门廊以及紧邻的庭院，我们来到一间矮厅，那里的死者遗像前点着许多蜡烛，就像某座小小的礼拜堂，一间私人的敬火室，那负有盛名的火，只不过是些摇曳的微光。那个为我们带路的彬彬有礼的向导，一路上向我们解释着什么，可惜语言不通，我们什么也没听明白；他甚至陪我们来到当地最大的一座神庙，向我们比画说它已经关门了，他只能通过大门指给我们看，而在我看来，那更像是一座没有名字的现代建筑。我们四下询问，得知明天会有一家国外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这里拍摄一场仪式。

我们来到当地的国家电视台办公室寻求帮助，办公室的墙上和写字桌上共有五幅沙阿像（王位上的沙阿、马背上的沙阿、沙阿和妻子、沙阿和孩子们，有彩色也有黑白），一位官员为我们疏通关节，好让我们次日可以留在拍摄现场。

于是乎我得以进入那座神庙，我也戴上了一顶小白帽，还脱了鞋（因为头发和鞋底是邪恶力量进入的通道，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但我还是觉得，那些我看见的东西离我很遥远。我离什么遥远呢？在这群阿胡拉·马兹达（第一位向印欧世界撩开面纱的神，被视为最高真理的神）的信徒中间，我到底在寻找什么？那位有着两只巨大翅膀的长胡子老人的剪影，出现在大流士的波斯波利斯宫殿的浮雕上，出现在简陋的现代设备上，出现在这间厅室的各个角落里，而它于我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线条简单的人像轮廓，留着长而卷的胡子，同样卷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圆礼帽，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圆环，腰间套着一个大圆环，从那里张开两只巨大的翅膀，既像鹰的翅膀，又像昆虫的鞘翅，或是闪电。如果我们把翅膀比作刚被发明出来的飞机的简陋机壳，老人就像是飞行员，上半身探在外面，下半身坐在机身里。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这就是阿胡拉·马兹达的形象，但我不能犯下这样的大错，因为我知道，一位无形、全能的神不能被赋予一个确切的形象（就好像阿胡拉·马兹达只是一种称呼，而非神的名字）：这形象最多只能是从神身上发出的光，从天而降，洒在帝王的头上，或者是赋予帝王威严的天神原型。相反，我们只能相信神一直在我们头上，是可以被召唤的祝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总之，在这座挂着霓虹灯，摆着白色金属凳的神庙里，即便白衣祭司洋洋得意地在摄像机前举行仪式，阿胡拉·马兹达依旧离我们很遥远。神庙的墙上几乎没有装饰：只有一幅带有东方流行的石印油画风格的琐罗亚斯德肖像，一面镜子，一本日历，上面绘有长胡子老人的图案，以伊朗国旗的三色为底。

阿胡拉·马兹达唯一可能的形象就是火：火无形无止，它燃烧，它吞噬，它蔓延，它的火舌轻盈晃眼，下一秒就变了颜色：炭火缓慢的炙烤仿佛令火痛苦不已，它渐渐熄灭，隐藏在灰烬之下，突然某一刻，火又重新生起，扇动它尖细的翅膀，它就重新威猛起来，噌的一下子蹿成凶猛的烈焰。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在炭盆中隐匿后又升起的火焰的光辉，看着那些向火祈祷着的男男女女，想象他们到底在以何种眼光看待这火，再无心思顾其他。他们是否和我一样被火吸引，生出畏惧之心？这是无疑的，火是朋友，是我们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的目光被火光所吸引，这吸引如此强烈，快过任何论据推理。它也在人的心里本能地激起一阵恐惧，火是敌人，是毁灭，是死亡。他们不得不屈从生老病死的沧海桑田，他们于是在火中看到了另一种不可调和的元素，一种绝对的存在方式，让人联想起理想中的纯净之概念。或许是因为人自信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