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演是多么大的奖赏……”

她向我讲了演员的工作，那是痛苦而沉重的工作，我现在才认识到那是有如建树功勋一样高尚的工作。她的语气跳跃而迫切，有时又响亮而高昂，话语简直马上就要被撕成碎片。她的讲述，在我看来是一件价值无限的贵重礼物，既不能够送给别人，又不能够留给自己。岁月流逝，人寿无常。而且经常是想到向别人道谢时，已经迟了三秋。

首都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疏散到了阿拉木图，正在当地拍摄一部影片，就是我们在前线破草棚里观看的那部影片。我们的这位已不年轻的莫斯科河南岸区出生的女演员，在影片中扮演一个配角。她的表演，特别是重要情节的表演不够理想。其实也很难做到理想。疏散来这里，告别了故乡莫斯科，抛下了丈夫和儿子。她十八岁的儿子在母亲刚刚离开后，马上就去了军事委员会，申请参军。

拍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拍来了电报，让她马上回莫斯科去参加儿子的葬礼：儿子在民兵的岗位上牺牲了。

给了她假期。送她上了火车。十天后又在车站上迎接她回来。那是一个深夜，阴冷刺骨，少有人迹。来车站迎接她的竟是导演本人。这位导演威名远震，而且是个大忙人。这一点使女演员有些吃惊，但当时并没有很在意。不知为什么，汽车并没有把她送到住处，而是来到了制片厂。她就披着一条旧披肩，穿了一件绗缝外露的老式棉上衣，脚上是家里做的绱底毡靴，直接进入了摄影场，摄制组正在那里等待着她和导演。

“这简直不通人情！”女演员对导演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就是不能！……”

她号啕大哭起来。导演毛发蓬松，低垂着花白的头，抚摩着她那潮湿的、破旧的披肩，一言不发。

“我真的不能工作！”女演员在哀求，“可怜可怜我吧！……”

导演悲哀的紧闭着的嘴微微嚅动了一下，强迫使自己说出了一个词，这是非常简短的词，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词：

“需要！”

“好的，好的，”女演员摇了摇头说，“我理解……”接着又怯懦地补充说她只能试一试，她完全不记得角色的台词，拍摄时要做些什么，她也不知道。

导演忽然手忙脚乱起来，在她的周围团团转，尽管平时这是一个非常持重的人。就这样，既不排练，也不化妆，开始为她拍片了。导演像对生病的婴儿那样低声低气地说：既然拍不出什么来，就不必管什么情节，随它去好了。没有办法……

导演这个人很有经验，也很有计谋。他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吸引妇女的注意力，而这位妇女也是个家庭主妇，又是莫斯科河南岸区长大的人。他递给了女演员一把小刀，一袋脏兮兮的小土豆，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