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土豆只有在战时才会生长出来。导演让女演员坐在长椅上，而他自己开始轻声问起了莫斯科、儿子以及葬礼的事情。

开拍时，灯光照得她眼花缭乱，女演员眯起了眼睛，双手抱住头说：“你们拍我干什么？干吗要这样？！”仅仅只有这一次，随后她就变得非常驯顺地做自己的工作了。她开始削土豆，而且全神贯注地进入了角色，以至于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扮演德国兵的演员（他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说：“你要当心些，她手里可有刀子……”

她工作了整整一夜：削土豆皮，轻声细语地诉说莫斯科、儿子以及葬礼的情况。要求她做的一切她都完成了。影片里的这一段完全没有排练和复制。拍摄终于结束了。精疲力竭的摄制组成员们东倒西歪地随便睡在各处。这时候，导演跪在了女演员的面前，亲吻了她那被土豆弄脏了的双手：

“请原谅！”

女演员想要问：原谅什么？这时候，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导演计划好的——拍摄她的震惊和悲哀，趁她还没有摆脱一切，在她被折磨得半死的时候给她拍片。她只是摇了摇头，心里想：“我们演员的工作多么残酷啊！”但是她没有讲出来，只是慢吞吞地说了一句：

“让上帝宽恕你吧！”随后木然地嗫嚅着，“片子拍得还可以吗？我可是不能再重拍了。我会死去的……”

这部战时的影片已经不再放映。也许是拷贝使用时间过长全部报废了，也许是因为这部片子已经失去了全部吸引力。但是我却仍然记得顶棚露天的打谷场，打谷场里挤得水泄不通的战士们，仿佛仍然听得到机枪和发电机交替地嗒嗒作响，还有，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消失的是舞蹈——赤着脚在光秃的土地上跳的舞蹈。我还看到了一位俄罗斯妇女的一双仇恨的眼睛，耗尽了全部精力的眼睛，这双眼睛由于怒火中烧而变成了白颜色。俄罗斯妇女能够经历苦难，有坚韧的耐受力，善于仇恨。这是世界上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

恐怖的乌云

那是在我母亲去世前半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母亲曾领我到监狱去探望我父亲。拖着孩子到医院、监狱和热闹场合去，这个古怪习惯直到今天在俄罗斯农村仍然还很盛行。

那年我刚满六岁，已经记事了。我依稀记得：在一个关闭严实、笨重的大门前面站着祈祷；卫兵们开着一些不堪入耳的玩笑；对探监的人们凶狠的喊叫声。那两扇大门时而关闭、时而敞开，发出吱吜吱吜的响声。

那里有一条条走廊，没有窗子，整个走廊里弥漫着霉味，还有一个个牢房，也是霉味扑鼻、黑暗、潮湿。牢房用铁栅栏隔开，一排排牢房中间有一条过道，身穿军装，挎着皮套手枪的看守坐在那里或者来回巡逻。

我和妈妈站立在一个铁栅栏前面长时间地等候。我们旁边，几位妇女带着孩子也在焦急地等候着，她们一个个表情呆滞。突然她们兴奋起来，身子贴近铁栅栏，双手紧紧抓住格栏，许多人同时讲起话来，一时人声嘈杂，他们说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明白。后来，在一个没有探监人的栅栏里面出现了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他穿了一件黑色斜襟竖领衬衫，白色纽扣，皱巴巴的长襟外套，双手放身后，他的一双眼睛在搜寻着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母亲如同刚才那些妇女一样喊叫着什么，舞动着一只手，这时看守推开铁栅栏的一排活动铁条，把我挟在腋下，递到我父亲手里，随后又把铁条关上了。

我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吃着东西。在把我递给父亲的时候，送进去一个小包，父亲从那小包里拿出一些食品让我吃。父亲和母亲谈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但是他抚摸着我的头，这个动作我还没有忘记。在这令人窒息的牢房里我很快就感到腻烦了，我很想回到母亲那边去，可是我没有说出口，我明白我应该待在铁栅栏里面，在我父亲的怀抱里多坐一会儿。

会见持续了十五分钟。突然间所有的人又都激动起来，就好像在码头上，当轮船离岸时，人们形成一个用水分隔的空间，他们急急忙忙地相互说着最必需、最重要的话。人们把手伸过铁栅栏，希望能够触摸到，能够握一握手。房屋顿时空了下来，但是闷热和惶恐的气息好像烟雾似的在房间里弥漫，经久不散。只剩下我和母亲还没有离去，我已准备好了，等待着看守把我交给母亲，可是，不料这位看守却脱口而出说让我留下，留在监狱里与我的父亲做伴……

接着发生的事，在我的记忆里已是一团模糊了。人们告诉我说当时我大声惊叫，抓住铁栅栏，拼命地摇动着铁条，一心想挣脱出去。父亲、母亲，还有那位玩笑开得不当的看守一齐安慰我，哄我安静下来。但是他们没能如愿。我号啕大哭，像患了抽风病似的哭闹直至走出监狱大门外。当我觉得有一股凉气袭来时候，我才清醒一些了。不过，回到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夜深人静时常常从睡梦中霍地坐了起来，失声惊叫不止……我是怎么坐起来的，叫喊些什么已经忘却了。不过，留在我手掌上的铁锈味儿却永远也不消退。监狱里空气浑浊，人们不停地呼出热气，使铁栅栏氧化而发出刺鼻的铁锈味，从那时起这种味道一直伴随着我，这种锈味让我感到恶心，气味虽很淡薄，但它刺激的不是嗅觉，不是鼻子，而是浸透了人的全身、骨骼——这股气味，你无法啐去、无法洗净、无法刮掉。每当我赤手拿起潮湿的、裸露的铁块时便不寒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