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了，丽娜悄悄爬下床，像小时候那样，赤着脚，啪嗒啪嗒地跑到父母的卧室里去，在他们俩之间躺下，父亲和母亲起初是吓了一跳，接着立刻给她腾出地方让她夹在他们之间，后来又同时扑向她，紧紧拥抱着女儿。母亲实在忍不住先哭了起来，父亲哽噎着，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他由于慌乱，没加小心，他的断臂触痛了女儿的肋骨。

“让我到莫斯科去吧！”当母亲哭得精疲力竭，父亲忍住啜泣的时候，丽娜提出了要求。

“好的，好的，好孩子。我们送你去莫斯科。”

“不，我想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就让她一个人去，父母也同意了。近来他们对女儿的任何要求都一概应允，满足她所提出的一切，哪怕是任性的要求。他们别无选择。

现在丽娜已经在莫斯科住了半个月了。住在这个城市里，四处走走看看。她对父母说自己将进行治疗。他们听了非常高兴，相信她，等待出现奇迹。可她呢，她只想观光游览，松口气，什么也不去想，不去思索。

但不能不去思索。

忘却也是不可能的。

她走进剧院观看节目，在那里，几乎每一部歌剧，每一出芭蕾，每一场话剧都要表现死亡。世界永远分割成为两个极：生与死。一切都容纳在这两个不能再短的词里，蕴蓄在这两个概念中，存在于这“两极”之间。

人们曾经喜欢、现在也仍旧喜欢看到死亡。他们写了那么多震荡心灵的有关死亡的书籍，创作了那么多恢弘壮丽的乐章，拍摄了使人战栗、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影，绘制了令人发弘的绘画。

在特列嘉柯夫美术馆里大约有一半的绘画展示死亡，参观者一连几个小时站在一幅幅绘画前欣赏着杀死儿子的沙皇、画家维列夏京笔下的安魂弥撒、溺水者、失去理智的公主塔拉卡诺娃和垂死的无名囚犯；人们一连几个小时排着长队，迈着碎步，慢慢吞吞地向陵墓移动，仅仅是为了看上一眼一位已死去的人；成群结队的人拥到瓦岗口公墓和新圣母公墓，漫步在密密麻麻的墓碑之间。

也许，当他们观赏这一切时的那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感觉到死神临近，他们还不知道何时将会死亡？是不是这样呢？！

丽娜已经看厌了死亡的场景。她腻烦了，懒得再去想它。于是有一天，她到动物园去闲逛。在那里她也不开心。从心里她可怜那些乞讨的熊，它们的两只后掌已经磨掉了毛，光秃秃的，这是因为要取悦于游人，它们不得不常常练习坐在地上，耍各种“把戏”，为的是得到游人投掷的一块糖、一块小面包；她怜悯起那些她自幼就害怕，但从未见识过的睡眼惺忪、半毛半秃的猛兽。这些野兽被困在笼子里，虽然巨齿獠牙，可丝毫都不可怕。还有那些蛇类更加使她厌恶，它们紧紧贴靠在玻璃框子上，分叉的舌头颤动着，有毒的牙齿隔着玻璃窗恶狠狠地啃啮着游人。有一位女士看着穿山甲、鳄鱼和各种各样的蛇，说了一句明显的蠢话：“我一辈子也不想在这些爬虫待的地方生活。”“只要活着，就是把我关在笼子里，我也心甘情愿。”丽娜用这句蠢话反驳了她。然后沿着公园小径飞快地跑出动物园。

“要活着！”

依旧是这个词。这个词无处不在。

她顺着围墙奔跑着，看见前面有一个通向邻院的入口，有一个收门票的阿姨被太阳烤得昏昏欲睡，丽娜从她面前溜了过去，在一张长椅上躺下休息，她喘息片刻，开始环顾四周。最近几天，她愈发感觉到疲倦乏力，已经不可能整天整天地逛莫斯科了。总想卧床休息。可她又害怕床褥，她努力想战胜自己，强使自己走啊，走个不停。当她站在广场上，挤在人群中的时候，她多么想大声呼喊：

“人们啊，我的善良人们，我很快就要死去，怎么会死呢？”

地球仪。带着闪闪发亮的环，蓝色的地球仪。天象图，人造卫星轨迹图。丽娜明白了。她这是来到了天文馆。

“天文馆就天文馆吧！反正都无所谓！”她这么想着，走进大厅，买了入场券。解说员讲述了有关陨石、昼夜交替、地球上的四季更迭。参观的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人造卫星的模型和火箭。顺着飞檐排列着星座的图形。丽娜看见了与她患的不治之症相同名称的那颗星——巨蟹星座[1]她的心猛然一震，多么荒谬！是谁想出的这个星名？她咬紧牙关向楼上走去，她不知不觉地到了天文馆的圆顶里面了。

坐在那里的人们吃着冰淇淋，把包装纸轻轻地扔到座椅下面，等待着有人来解说。

灯光暗了下来。解说员的声音在大厅里响了起来。他讲着关于宇宙的知识，孩子们在座位上不安地动弹着，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昏暗中看不清解说员的表情，他一再要求听众保持肃静，并且继续讲解着。

天文馆里天空上映出了电影画面：古代学者对世界结构的解释，伽利略、布鲁诺的照片以及阻挡探索真理和科学道路的教权主义者形象一一展现在眼前。

这里，如同在剧院、影院、画廊里一样，表现的内容同样是把那些勇于探索、善于思考的人投入火中焚烧，打断他们的脊骨，锒铛入狱。统治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那些比他们聪明、比他们勇敢的人。他们挖空心思臆造出了一个词儿：退化者。人们不是去反对战争、灾难和疾病，而是自己助长自己的死亡，数千年来他们使用暴力相互残杀。

在美国，人们说：我们没有进行爆炸，只是爆炸了氢弹的弹头。谢天谢地，幸好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