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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同事,夜间也会开了车来叫我。“三毛,来我们家吃晚饭,看电视,我们再送你回来,不要一个人闷着。”
我知道他们的好意里有怜悯我的成份,我就骄傲的拒绝掉。那一阵,我像个受伤的野兽一样,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触怒我,甚而软弱的痛哭。
撒哈拉沙漠是这么的美丽,而这儿的生活却是要付出无比的毅力来使自己适应下去啊!
我没有厌沙漠,我只是在习惯它的过程里受到了小小的挫折。
第二日,我拿着荷西事先写好的单子去镇上很大的一家材料店问问价钱。
等了很久才轮到我,店里的人左算右算,才告诉我,要两万五千块以上,木料还缺货。
我谢了他们走出来,想去邮局看信箱,预计做家具的钱是不够买几块板的了。
走过这家店外的广场,我突然看见这个店丢了一大堆装货来的长木箱,是极大的木条用铁皮包钉的,好似没有人要了。
我又跑回店去,问他们:“你们外面的空木箱是不是可以送给我?”
说这些话,我脸涨红了,我一生没有这样为了几块木板求过人。
老板很和气的说:“可以,可以,你爱拿几个都拿去。”我说:“我想要五个,会不会太多?”
老板问我:“你们家几个人?”
我回答了他,觉得他问得文不对题。
我得到了老板的同意,马上去沙哈拉威人聚集的广场叫了两辆驴车,将五个空木箱装上车。
同时才想起来,我要添的工具,于是我又买了锯子、榔头、软尺、两斤大小不同的钉子,又买了滑轮、麻绳和粗的磨沙纸。
我一路上跟在驴车的后面,几乎是吹着口哨走的。我变了,我跟荷西以前一样,经过三个月沙漠的生活,过去的我已不知不觉的消失了。我居然会为了几个空木箱这么的欢悦起来。
到了家,箱子挤不进门。我不放心放在门外,怕邻居来拾了我的宝贝去。
那一整天,我每隔五分钟就开门去看木箱还在不在。这样紧张到黄昏,才看见荷西的身影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我赶紧到天台上去挥手打我们的旗语,他看懂了,马上跑起来。
跑到门口,他看见把窗子也挡住了的大木箱,张大了眼睛,赶快上去东摸西摸。
“那里来的好木头?”
我骑在天台的矮墙上对他说:“我讨来的,现在天还没黑,我们快快做个滑车,把它们吊上来。”
那个晚上,我们吃了四个白水煮蛋,冒着刺骨的寒风将滑车做好,木箱拖上天台,拆开包着的铁条,用力打散木箱,荷西的手被钉子弄得流出血来,我抱住大箱子,用脚抵住墙帮忙他一块一块的将厚板分开来。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家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沙哈拉威人一辈子坐在席子上。”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为什么不能收,我问你。”我抱住三块木条再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荷西笑起来。
“那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爱吃骆驼肉?基督教不可吃骆驼吗?”“我的宗教里,骆驼是用来穿针眼的,不是当别的用。”“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这是很坏的解释,但是我要家具是要定了,这件事实在使我着愧。
第二日荷西不能来,那一阵我们用完了他赚的薪水,他拚命在加班,好使将来的日子安稳一点。
第三日荷西还是不能来,他的同事开车来通知我。
天台上堆满了两人高的厚木条,我一个早晨去镇上,回来木堆已经变成一人半高了,其他的被邻居取去压羊栏了。
我不能一直坐在天台上守望,只好去对面垃圾场捡了好几个空罐头,打了洞,将它们挂在木堆四同,有人偷宝贝,就会响,我好上去捉。
那个下午,我整理海运寄到的书籍纸盒,无意间看到几张自己的照片。
一张是穿了长礼服,披了毛皮的大衣,头发梳上去,挂了长的耳环,正从柏林歌剧院听了《弄臣》出来。另外一张是在马德里的冬夜里,跟一大群浪荡子(女)在旧城区的小酒店唱歌跳舞喝红酒,我在照片上非常美丽,长发光滑的披在肩上,笑意盈盈——。
我看着看着一张一张的过去,丢下大叠照片,废然倒在地上,那对心情,好似一个死去的肉体,灵魂被领到望乡台上去看他的亲人一样怅然无奈。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
(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荒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星期五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荷西会回家来,住到星期天晚上再去。
荷西不是很罗曼蒂克的人,我在沙漠里也风花雪月不起来了,我们想到的事,就是要改善环境,克服物质上精神上的大苦难。
我以前很笨,做饭做菜用一个仅有的锅,分开两次做,现在悟出道理来了,我将生米和菜肉干脆混在一起煮,变成菜饭,这样简单多了。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在烛光下细细的画出了很多图样的家具式样叫我挑,我挑了最简单的。
星期六清晨,我们穿了厚厚的毛衣,开始动工。
“先把尺寸全部锯出来,你来坐在木板上,我好锯。”
荷西不停的工作,我把锯出来的木板写上号码。
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太阳升到头顶上了,我将一块湿毛巾盖在荷西的头上,又在他打赤膊的背上涂油。荷西的手磨出水泡来,我不会做什么事,但是我可以压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