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水，把他的脚指尖冻得僵硬。此时此刻，是什么阻止了他，让他没有像他父亲和基布兹半数的人那样声称他有病，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呢?不该如此的。这一天本该宣布为正式的睡觉日，而他却不得不带着这个喋喋不休的机修工去熟悉情况。

“我们走吧。”他推开杯子，不满地说，“来吧，我们去拖拉机库吧。你的咖啡喝完了吗?”

阿扎赖亚从座位上跳起来。“老早就喝完了。我百分之百听从你的指挥。”

说完这句话，他又报了一遍他的全名，并主动介绍了情况：基布兹书记已经说了，你的名字叫约拿单，他和哈瓦是你的父母。他又引用了一小段名言来结束自己的话。

“这边走。”约拿单说，“当心，这些台阶很滑。”

“自然界的法则是这样的，”阿扎赖亚说，“意外事故是不存在的。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必然的，都是预先注定的，即使在这些台阶上滑倒也是如此。”

约拿单没有回答。他既不喜欢也不相信言语。但是他非常清楚，大多数人总嫌得到的爱不够，还要更多，有时，这就使得他们竭力去和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交朋友，甚至采用一些最可笑的方式，包括废话连篇。约拿单想，他就像一只湿乎乎的迷路的小狗，不但摇着尾巴，甚至连整个屁股都在摇摆，想讨我的欢心，让我宠爱他。绝对没门儿！伙计，你彻底弄错了。

他们绕开水坑，踩着泥泞的路面，从牲口棚边上走过去。年轻人还在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约拿单一直保持沉默，只开了两次口——一次是问新来者是不是在以色列出生的，另一次是问他有没有修理过，或者至少有没有仔细看过一台D6型履带式拖拉机。

对这两个问题，阿扎赖亚都回答说不。他出生在海外犹太人聚居区（约拿单感到非常奇怪，他怎么不说“国外”，或者只说他来自哪个国家），对履带式拖拉机一无所知。这无关紧要，在他看来，只要有丰富的经验做后盾，无论是哪儿的拖拉机，无论它们有什么区别，都是相通的。一旦你搞清楚一个，你就把它们全部摸透了。不管怎么样，他会尽最大努力的。虫子和人都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嘛。约拿单想不通他父亲是从哪儿挖出这么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的。

天气本来就很冷，而拖拉机库那凹凸不平的铁皮墙就是在雪上加霜了。跟任何金属物体发生最轻微的接触都会立刻把手指冻僵。里面还布满了凝结的油块、灰尘、霉菌和污物。在椽木的接缝处，在工具箱和零件箱里，甚至在拖拉机上，都有成群的蜘蛛编织出来的倒置的大教堂。工具仿佛由于恼羞成怒，在一个黄色的机器旁散落得乱七八糟。那台黄色机器沾满了污泥和黑油，一副遭人遗弃的神态，把五脏六腑全都抛露在四周了。在履带上，在破旧的驾驶员坐椅上，以及那个被扔到地板上的发动机罩里，尽是扳手、钳子、螺丝刀、螺栓和铁杠。一个装着半瓶黏稠液体的啤酒瓶、一些橡胶带、破袋子和生了锈的齿轮，摆得到处都是。这个荒废的地方弥漫着润滑油、烧焦的橡胶和柴油废气发出的刺鼻气味。

每当约拿单走进拖拉机库，他的心情就会灰暗起来。他郁闷、轻蔑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新来的机修工穿着一尘不染的衣服，像只自负的蚱蜢，绕着拖拉机的发动机蹦来蹦去。最后，他在发动机前面停下来，摆了个姿势，好像在等着拍标准照。然后，他欢快地发表了一通宣言：

“崭新的时间，崭新的地点，我也是崭新的。每一次开始都是一次诞生；每一次终结，无论是什么事情到了终结，都带着死亡的色彩。所有的事情都应当被心平气和、轻松愉快地接受下来，因为命运尽管有多种伪装，但总是来源于同一个永恒的旨意，恰恰就像一个三角形的本质就在于它的三个内角之和永远等于一百八十度。约拿单，你要是稍微想一会儿的话，你就会非常惊奇地发现，我说的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还能给我们带来最美妙的精神上的安宁。要以内心的绝对宁静接受所有的事情，理解所有的事情，回应所有的事情！请注意，我并不否认我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源自哲学家斯宾诺莎，顺便提一句，他是金刚石抛光工人出身。嗯，我已经简要地告诉了你我的信仰。约拿单，你信仰什么呢?”

“我，”约拿单心不在焉地说，下意识地踢翻了一个装机油的空罐子，“我他妈的快要冻死了，快要生病了。要是你问我的话，我就说我们应该往那边那桶柴油下面倒点儿机油，划一根火柴扔在上面，点起一个大火堆，把该死的拖拉机库和那些该死的拖拉机全都烧光，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暖和一点。你瞧，这就是那个病人。你好心好意地把它发动着了，可两三分钟后它又自行熄火了。别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知道昨天晚上有一张条子塞到我的门下边，告诉我早上要把住在博洛戈尼西隔壁的新机修工带到拖拉机库来。你要真是个机修工，你干吗不看看这该死的东西出了什么毛病，好让我坐下来，让我的腿歇一会儿呢?”

阿扎赖亚·吉特林热情地服从了命令。他用指尖挽起了裤脚，那样子让约拿单想起了一部新闻短片中一位时装模特抚弄衣服褶边的模样。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爬到拖拉机的一条履带上去研究它的发动机。在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他没有回头看约拿单，而是直接问了两三个约拿单能够答得上来的简单问题。当他再次提问的时候，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