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崖口战斗胜利后的第三天，刘家洼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上午，赵根生正在带着班里战士训练匍匐前进。太阳很毒，晒得人背上冒油。战士们趴在地上，肘部和膝盖都磨破了皮，但没有一个人喊疼。

“注意姿势，屁股放低！”赵根生走在队伍旁边，一个个纠正动作。

“班长，有人来了。”放哨的刘满囤跑过来报告。

赵根生抬头看去，村口的小路上来了一队人。大约七八个，都穿着国民党的军装，骑着马。打头的是个胖子，约莫五十岁，面色红润，与周围面黄肌瘦的士兵形成鲜明对比。

“是国民党的人。”赵根生说，“继续训练，我去报告营长。”

他跑到营部，周安邦和李长顺正在商量事情。

“营长，村口来了一队国民党的人。”赵根生报告。

周安邦皱了皱眉：“国民党的人？来干什么？”

“不知道，七八个人，骑着马。”

周安邦和李长顺对视一眼。

“我去看看。”周安邦说。

三人来到村口，那队人已经进了村子。打头的胖子正坐在马上，打量着村子里的景象。他看见周安邦，翻身下马，脸上堆起笑容。

“是周营长吧？久仰久仰。”

周安邦敬了个礼：“我是周安邦。请问你是？”

“鄙人侯善禄，第二十二集团军军需处处长。”胖子伸出手，“奉军长之命，来给弟兄们送补给来了。”

周安邦和他握了握手。侯善禄的手很软，像女人的手。

“侯处长辛苦了。”周安邦说，“请到营部说话。”

一行人来到营部。侯善禄让随从把几个箱子搬进来。

“周营长，你们在这里打鬼子，辛苦了。”侯善禄说，“军长特意让我送些补给来。这是军饷，这是药品，这是弹药。”

周安邦打开箱子看了看。军饷箱里是大洋，但数量不多。药品箱里只有一些纱布和红药水。弹药箱里是子弹，但都是老旧的型号，有些已经生锈了。

“就这些？”周安邦问。

“是啊。”侯善禄搓着手，“兄弟，你是知道的，现在物资紧张，能弄到这些已经不容易了。军长说了，让你们省着点用。”

周安邦脸色沉了下来。他们在太行山打了几个月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上面就给这点东西？

“侯处长，我们营现在有伤员三十多人，药品严重不足。子弹也不够，平均每人不到二十发。这点东西，杯水车薪啊。”

“哎呀，兄弟，我理解你的难处。”侯善禄说，“但我也有我的难处啊。现在到处都在打仗，物资就那么多，分不过来。我能给你们争取到这些，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

李长顺在旁边听着，忍不住开口：“侯处长，我们八路军这边也缺物资。能不能多拨一点？”

侯善禄看了李长顺一眼，脸上笑容不减，但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屑。

“这位是？”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三支队二营营长，李长顺。”

“哦，八路军的同志。”侯善禄说，“李营长，不是我不给，实在是没有啊。这样吧，我回去再想想办法，下次多带点来。”

周安邦知道，这只是托词。下次？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侯处长，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你如实向军长汇报。”周安邦说，“我们需要药品，需要弹药，需要粮食。没有这些，仗没法打。”

“一定，一定。”侯善禄连连点头，“我会向军长汇报的。对了，周营长，军长还有一句话让我带给你。”

“什么话？”

“军长说，你们在这里和八路军一起打游击，他很高兴。但是，要注意分寸。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不要走得太近，免得惹人闲话。”

周安邦听出了话里的意思。这是提醒他，不要被“赤化”了。

“请转告军长，我们只是在打鬼子，别的没想那么多。”

“那就好，那就好。”侯善禄说，“兄弟，我这也是为你好。现在上面有人盯着呢，说你们川军和八路军走得太近，有通共的嫌疑。我是相信你的，但人言可畏啊。”

周安邦心里冷笑。什么通共的嫌疑，不过是借口罢了。川军一直不受待见，被排挤，被克扣，现在连和八路军一起打鬼子都要被说三道四。

“侯处长，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没了。”侯善禄站起来，“我就告辞了。你们好好打鬼子，军长不会亏待你们的。”

送走侯善禄，周安邦回到营部，看着那几个箱子，脸色很难看。

“这个侯善禄，不是好东西。”李长顺说，“我看他那样子，就知道是来敷衍的。”

“不是敷衍，是克扣。”周安邦说，“按照编制，我们一个营的军饷、补给，远远不止这些。都被他们截留了。”

“那你怎么办？”

“能怎么办？”周安邦苦笑，“告状？没人理。闹事？更不行。只能忍着。”

赵根生站在门口，听着两人的对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在前线拼命，后面的人却在克扣他们的东西。那些牺牲的同志，如果知道是这样，会怎么想？

“根生，你去把张宝贵他们叫来。”周安邦说。

“是。”

不一会儿，张宝贵、王铁生、老张都来了。周安邦把事情说了一遍。

“他娘的，欺人太甚！”张宝贵骂道，“我们在前面流血，他们在后面捞钱！”

“骂有什么用？”王铁生说，“咱们能怎么办？”

“我看，不如直接去军部，找军长说理。”老张说。

“没用。”周安邦摇头，“侯善禄敢这么干，肯定是得到了上面的默许。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