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枝在卫生所安顿下来的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了。

卫生所在村子东头，是三间土坯房改的。一间是诊疗室，摆着一张木桌、两个长凳、一个药柜。药柜里药品很少，只有纱布、红药水、碘酒和一些草药。一间是病房，摆了五张木板床，上面铺着干草。还有一间是仓库，存放着药材和医疗器械。

刘姐带着杨桂枝熟悉环境。

“咱们这里条件简陋，比不了大医院。”刘姐说，“但好歹能救急。轻伤在这里处理，重伤得送到后方医院去。”

“后方医院在哪？”杨桂枝问。

“在太行山深处，离这里八十里。”刘姐说，“路上不好走，要翻好几座山。送一次伤员，得走一天一夜。”

杨桂枝点点头。她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知道山路的艰难。

“现在有几个伤员？”

“八个。”刘姐说，“五个轻伤，三个重伤。轻伤的过几天就能好，重伤的……看命吧。”

刘姐带杨桂枝去病房。

病房里很暗，只有一个小窗户透进光来。五张床上都躺着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呻吟。空气里有血腥味和草药味混合的气味。

“这个叫李大山，胳膊被子弹打穿了，感染了，发烧。”刘姐指着一个伤员说，“每天要换两次药，伤口要清洗，不然会烂。”

“这个叫王二狗，腿被炸伤了，骨头断了。已经接上了，但能不能长好，不知道。”

“这个叫赵小虎，胸口中了一枪，子弹取出来了，但伤到了肺。呼吸困难，随时可能不行。”

杨桂枝一个个看过去，心里很难受。这些战士，有的还很年轻，有的已经满脸沧桑。他们为了打鬼子，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能做什么？”她问。

“先帮我换药吧。”刘姐说。

两人开始给伤员换药。刘姐动作很熟练，清洗伤口，上药，包扎，一气呵成。杨桂枝在旁边看着，学着。

轮到李大山时，他醒了。看见杨桂枝，愣了一下。

“新来的？”他问。

“嗯。”杨桂枝说，“我叫杨桂枝，四川人。”

“四川人？”李大山眼睛一亮，“我也是四川人。你是哪里的？”

“川北。”

“我是川东的。”李大山说，“咱们是老乡啊。”

杨桂枝笑了。在异乡遇到老乡，总是亲切的。

换药的时候，李大山疼得直咧嘴，但他咬着牙，没叫出声。

“忍着点，马上就好。”刘姐说。

“没事，我能忍。”李大山说。

换完药，刘姐又检查了其他伤员的情况。赵小虎的情况最糟糕，呼吸越来越弱，脸都紫了。

“他不行了。”刘姐低声说。

杨桂枝看着赵小虎，他大概只有十七八岁，还是个孩子。现在却躺在这里，奄奄一息。

“没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刘姐摇摇头，“咱们没有好药，救不了他。”

杨桂枝心里一阵绞痛。她想起自己那个参军的未婚夫，是不是也像这样，受伤了，没药治，就这样死了？

“他家里还有人吗？”她问。

“有个娘，在四川。”刘姐说，“他常念叨，说打完仗就回去，给娘盖新房子。”

杨桂枝的眼睛红了。

下午，赵小虎死了。临死前，他拉着刘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告……告诉我娘……儿子……儿子不孝……”

刘姐点点头，握着他的手，直到他闭上眼睛。

杨桂枝在旁边看着，眼泪流了下来。这是她到卫生所后，见到的第一个死亡。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很难受。

“把他抬出去吧。”刘姐说。

杨桂枝和刘姐一起，把赵小虎的尸体抬到后院。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坑，等着埋人。

“在这里，死亡是常事。”刘姐一边填土，一边说，“有时候一天死好几个。刚开始我也受不了，后来就习惯了。”

“习惯？”

“不是冷漠，是不得不习惯。”刘姐说，“如果每死一个人都难过，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咱们能做的，就是尽力救活能救的人。”

杨桂枝点点头。她知道刘姐说得对，但心里还是难受。

回到卫生所，继续工作。还有伤员等着换药，等着照顾。

傍晚，赵根生来了。

他站在卫生所门口，看着杨桂枝忙碌的身影。她正在给一个伤员喂水，动作很轻，很细心。

“根生哥？”杨桂枝看见他，放下碗，走过来。

“怎么样？还适应吗？”赵根生问。

“适应。”杨桂枝说，“就是……就是今天死了一个伤员，心里难受。”

赵根生沉默了一会儿：“打仗就是这样，死人是常事。你要学会习惯。”

“刘姐也这么说。”

“她是对的。”赵根生说，“你是卫生员，要坚强。你倒了，伤员怎么办？”

“嗯，我知道了。”

赵根生看了看卫生所的情况。伤员很多，但药品很少。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缺什么？”他问刘姐。

“什么都缺。”刘姐说，“最缺的是消炎药和麻醉药。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了就没法救。没有麻醉药，取子弹的时候，伤员疼得死去活来。”

“我想办法。”

“你怎么想办法？”

“打鬼子据点。”赵根生说，“鬼子那里有药。”

“太危险了。”

“再危险也得干。”赵根生说，“不能看着伤员死。”

杨桂枝听着，心里很感动。赵根生就是这样，总是为别人着想。

“根生哥，你要小心。”

“知道。”

赵根生走了。杨桂枝继续工作，直到天黑。

晚上，卫生所里点起了油灯。刘姐和杨桂枝在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