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变成泥浆。这种事真让人丧气。

但你只能拿手头有的东西造房子。我只好从骡车上卸下一些罩布，把它们钉在大部分裸露墙面上。在我想出给土坯墙做防水墙面的办法之前，只能先这么将就着。我没打算造木屋；好的木材距离太远。我和两头骡子一整天才能运回来两根原木，用它造房子太昂贵了。土坯房子也需要大梁，我用的是长在巴克河岸边的小树。

我造的房子还要尽可能地防火。多拉小时候差点被烧死；我不能让她和她的孩子现在还冒这样的风险。

可是怎么才能造一个既防水、又防火的屋顶呢？这个问题几乎难倒了我。

在我意识到解决方案之前，我曾几百次走过它。地龙的尸体经过风、雨雪、罗普和虫子的洗礼，再加上腐烂，剩下的皮几乎可以说坚不可摧。我是在试图烧掉院子附近一头很讨厌的地龙尸体剩下的皮时发现这一点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其中的原因。或许自那以后有人对地龙进行了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但我那会儿既没有设备，也没有时间和兴趣；我太忙了，要为整个家庭的生计忙碌。我只是很高兴知道了这个事实。我割下地龙腹部的皮做成既防火又防水的油布；背部和侧面的皮做了很好的屋顶。后来我又发现地龙的骨头也有很多用处。

教育孩子是我们俩的事，我们既在室内教，也在室外教。也许我们的孩子接受的教育很古怪……如果一个人会用最简陋的工具做出一个漂亮、舒服的鞍子，凭心算解出二元方程式，无论用枪还是弓箭都能准确射击，做出色香味俱佳的煎蛋卷，滔滔不绝地背诵莎士比亚，会宰猪、腌猪肉——那么，按新起点的标准，他的教育水准已经很好了。上面这些，我们的女儿和儿子们都能做到，还会做许多别的事。我必须承认，他们的英语过分华丽了些。他们搞了个新环球剧场[4]，把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都演了一遍。在那以后，他们的口音就更戏剧化了。戏剧表演让他们零零星星掌握了一些地球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概念，我得对他们没坏处。我们手头的书不多，绝大多数是工具书；寥寥十几本「有趣」的书都快被翻烂了。

我们的孩子是从《皆大欢喜》这类莎剧开始学习识字的，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书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他们一点一点攻读，「可以听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5]

五岁的小女孩押着韵律说话，小嘴里优雅地吐出一节节重复韵律和多音节词，给人的感觉也挺不错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更喜欢听一些简单的现代儿歌。

受欢迎程度仅次于莎士比亚著作的是我的医学书籍，尤其是跟解剖学、产科学和妇科学有关的书。在我们那儿，每次生育都是大事，无论生下的是小猫、小猪崽、小骡子、小狗还是小孩。其中，多拉生下新宝宝是超级大事，总会让那本标准产科图例书中有关孕妇分娩的图片上又多了很多手指印。后来我干脆把那张图和后面几张显示正常分娩过程的图片都裁下来，贴在墙上，以减少对书的磨损。我宣布，墙上的图片，他们可以想怎么看就怎么看，但用手摸会被打屁股。后来我不得不打了伊斯尤特，以示公平。这件事让她的爸爸难受极了，她的小屁股远远没那么难受，尽管她用尖厉的喊叫和眼泪附和着我的轻轻拍打，给足了我面子。

这些医学书籍有一个奇特的效果。有关人类解剖和器官功能的英语词汇，我们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知道的是正常、标准的说法。海伦·梅柏丽当年从来没在小多拉面前使用跟人体器官有联系的鄙俗俚语多拉对孩子们也一样，总是讲正常、标准的英语。但是，孩子们开始读我的医学书以后，很快就表现出了知识精英的势利眼也们热爱那些拉丁语源的多音节词。如果我说「womb」[6]（我一直是这么说的），一个六岁孩子就会从容不迫地用权威性的口吻对我说，那本书上写的是「uterus」[7]。尤戴因可能会匆忙跑进来对大家发布一个新闻：大比利·维斯克斯正在和思尔吉「copulating」[8]，于是孩乎们会一块儿冲到羊圈边看新鲜。到了十几岁左右，他们就会从这种胡言乱语状态中恢复过来，重新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讲正常的英语，所以我想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有其他动物的性交场面都成了孩子们观赏的场景，但我自己的却没有。我想这只是因为我长久以来形成的没什么道理的习惯而已。我不认为这会让多拉不自在，因为有几次发生这样的事时，她好像并没有生气。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我们很少有隐私，而且私密空间越来越少。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我们进入山谷大约十二三年后我建造了一所大房子为止。我不太确定建那所房子用了多长时间，因为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一直在建造它。房子还没有完工，我们就搬进去了，因为那时老房子已经挤得墙都快破了，而且另一个孩子（吉妮）也快要出生了。

缺少私密空间并没有给多拉添什么麻烦，在她内心看来，性行为完全是清白无辜的。只是我小时候的成长氛围——完全是病态的氛围，尤其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使我对这种事有心理障碍。多拉尽力帮我克服这些障碍，但我一直没有达到她那种天使般天真的境地。

我所说的天真不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