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说出口。

“你不能这么做，”老妇人倒抽一口气，手上擦的杯子几乎掉下来，“路上随时有人巡逻，火车上也有人监看，何况你连身份证件都没有。你会被拦下来，然后被送回营区里。”

“我有钱。”莎拉说。

“但是德国人不会因此就不抓——”

朱尔斯举手打断妻子的话，想说服莎拉再多留一阵子。朱尔斯缓和却坚定的语气让她想起父亲。女孩心不在焉地点头听着，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向老夫妇说明她为何必须回到巴黎。她该怎么说，才能像朱尔斯这样镇静坚定呢？

结果，女孩急忙说出口的话仍然没有条理，她受够了，不想强装成大人，这让她气恼地跺脚。

“如果你们想阻止我，”她阴郁地说，“如果你们拦我，我会偷跑。”

她起身就朝门口走去。老夫妇无动于衷，只是惊讶地看着她。

“等等，”朱尔斯终于说话，“等个一分钟。”

“不，我不等，我要去车站。”莎拉握住门把。

“你连车站在哪里都不知道。”朱尔斯说。

“我会找到的。”

她拉开门闩。

“再见了，”她对老夫妇说，“还有，谢谢你们。”

她转身走向栅门。这一点儿都不难，实在太容易了。她穿过栅门，弯身拍抚小狗的头，这才突然了解自己做了什么决定。现在，她只能靠自己了，没有别人在她身边。她想起瑞秋凄厉的尖叫、军人行进的脚步，还有少尉令人心寒的笑声。她的勇气逐渐消失了。她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向老屋。

朱尔斯和珍妮薇仍然没动，从窗口往外看着她。突然间，两个人同时动了起来。朱尔斯伸手拿帽子，珍妮薇则一把抓起皮包。两人匆匆来到屋外，锁上前门。老夫妇走到莎拉身边，朱尔斯伸手搭着她的肩膀。

“请你们不要阻止我。”莎拉红着脸喃喃低语，但看到老夫妇跟上来，她又高兴，又备感困扰。

“阻止你？”朱尔斯笑了，“我们可不想阻止你，固执的傻孩子。我们要陪你去。”

顶着似火的骄阳来到墓地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反胃，于是停下脚步稳住呼吸。班贝尔有些担心，我要他别紧张，我只是睡眠不足罢了。他仍然有些怀疑，但是没有说话。

墓地很小，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却没找到什么资料。就在几乎放弃时，班贝尔发现一座坟前排了堆小圆石，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我们走近查看，发现白色的扁碑上刻着：

一群劫后余生的犹太难民在遭到拘捕的十年后来此立碑，永怀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五月间希特勒暴行下牺牲的受难者。

“希特勒暴行！”班贝尔语气冰冷，“这语气，就好像法国人与整件事无关似的。”

石碑侧面刻有名单与年代，我弯腰靠上前去仔细查看，发现名单上列有许多孩子的名字，其中有些只有两三岁大。他们全都来自冬季竞赛馆，在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死在营里。

我读了许多有关拘捕事件的资料，并且坚信史料的真实性。然而，在这个春天的烈焰下，我站在石碑前方，饱受震撼。事实在我的眼前摊开。

我知道，除非找到莎拉·史塔辛斯基，挖掘出泰泽克一家人对我隐藏的秘密，否则，我的生活将永无安宁。

回镇中心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名拖着脚步的老人，他手上拎着一篮蔬菜。老人家大约八十岁，红润的圆脸上蓄着一把白胡子。我问他是否知道以前集中营的位置。他怀疑地看着我们。

“集中营？”他问，“你们想知道营区在哪里？”

我们点头。

“没有人会问起集中营的事，”他咕哝着，挑拣篮子里的韭菜小葱，不愿直视我们。

“你知道原址在哪里吗？”我又问。

老人咳嗽。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当然知道。小时候，我们不了解‘集中营’的意思，也没有人特别提起这些事，当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知道和犹太人有关，但是没有细问。大家都太害怕了，只知道顾好自己的事。”

“你对集中营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我问。

“我当时大概十五岁，”他说，“一九四二年夏天，好几批犹太人从车站出来，穿过这条路。就是这里。”老人弯曲的指头指着我们脚下的街道，“一群群犹太人走在这条站前街上。有一天，大家都听到了可怕的吵闹声。我父母的住处离集中营有段距离，但我们还是听见传遍全城的哭喊声。我的父母和邻居在议论纷纷，他们说，集中营里的警察硬是将母亲从孩子们身边拉开。这是做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看到一群犹太女人走到车站。不，其实不能说走，她们根本是在警察的押解下哭哭啼啼地踉跄前进。”

老人双眼下垂，陷入回忆中。随后，他轻哼一声，拿起篮子。

“有一天，”他说，“整个集中营全空了。那些犹太人大概走光了，既然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也就不再多想。我们全都一样，没人想提起这件事，也不想记得。他们不过是一群路过小镇的陌生人罢了。”

老人转身离开。我草草记下老人的话，又感到一阵反胃。但是这次，我不确定究竟是怀孕带来的不适，还是因为我在老人的眼神中读出了漠然与轻蔑。

我们开车从市集广场出发，沿着罗朗德路来到学校前方才停下车。班贝尔手指向前方的街名：遣送者之路。还好，没称之为共和国街，否则我绝对无法忍受。

技术学校的新建筑十分丑陋，里面还有座高高在上的老旧水塔。学校建筑物和铺了厚水泥的停车场的确很难令人联想到集中营。现在正是午餐时间，几个学生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