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了几步，握起双手托着下巴，满脸堆笑地冲着我用德语问了句“gef?llig”——要我做些什么？

“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见过教授吗？”

“没有。只看过照片。不管在哪儿见到他，人们都会崇拜他的。他是个真正的贵族。”

“他妻子呢？”

“我认识她，先生。当然认识喽。”

“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当过演员，博士阁下。布达佩斯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你在舞台上见过她？”

又停顿了一下。“不是的，先生。”

“那你在哪儿见过她？”

他想揣摩我的心思。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琢磨海伦娜以前会不会跟我说过什么，而且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回答。

“戏院的海报，尊敬的阁下。她年轻时出名得很，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面容。年轻男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处见过她吗？”

他看出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知道他看出来了。“女人的容貌真是令人伤感啊，博士先生。男人就算活到八十岁，也还能仪表堂堂。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让他把武器收拾到一起，然后交给我。我把软弹头子弹装进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进来的时候，手枪的转轮是空的，子弹都摊在桌子上。”

“没错，尊敬的阁下。”

“你什么时候把子弹从转轮里卸下来的？”

“进屋之前。当然啦，这样我才能显示出和平的意愿啊。”

“当然。”

我们一起朝门厅走去，我把左轮手枪掖进了裤腰带里。

“你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我就从后面给你一枪。”我告诉拉茨。看到他那双小眼睛害怕地转动着，我觉得很满意。看来，职业杀手也不太喜欢自尝苦果。

我把雨衣扔给他，眼睛扫视着四周，看看房间里还有没有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什么也没有。我命令三个人都别出声，然后领着他们穿过花园，沿着曳船道来到我的车旁边。著名的女演员，我心想，可是档案里却只字未提。我让教授和海伦娜坐到后排座椅上，让拉茨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等了五分钟，这期间我留意观察着有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受到了监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把车开到主路上，又停了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时已是午夜，星空中挂起了一轮新月。我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始终留意着后视镜，然后往西南方上了通往施塔恩贝格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地方有一座安全屋，用来向途经那儿的情报员介绍任务，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安全屋就在湖的旁边，由两个杀气腾腾的长头发怪人负责守卫，他们是伦敦站点路灯组留下来的，一个叫杰弗里，一个叫阿诺德。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阿诺德正在门口转悠，一只手揣在长袍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颇有威胁性地垂在身侧。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说。

杰弗里领着教授和他妻子去了卧室，阿诺德则跟拉茨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我下楼穿过花园来到停船的棚屋，终于在那儿用安全电话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话。他平静得出奇，就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打电话一样。

托比第二天早晨从伦敦坐头班飞机来到了慕尼黑。他穿着一件仿海狸皮毛大衣，戴着皮质的软毡帽，看上去根本不像烦恼重重的间谍，倒像是个歌舞剧团的经理。

“我的天哪，好内德。”他喊道，像一个迷途知返的父亲似的拥抱我，“喂，我跟你说，你的气色棒极了。恭喜你啊！稍稍来点儿刺激小脸就又红润起来了嘛，这效果什么都比不上。说真的，梅布尔怎么样啊？婚姻这东西，你可得经常浇浇水，就跟养花一样。”

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托比讲了我在这个漫长夜晚取得的调查结果。我希望到我们抵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掌握的一切。

美国人和西德人那边都没有拉茨的任何记录，我说。照托比告诉我的情况，伦敦方面应该也没有。

“拉茨那家伙可是白纸一张，内德。一点记录都没有。”托比赞成说，一边端详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样子颇为赞许。

我说，拉茨在巴伐利亚用过的掩护姓名也没有任何记录；他声称曾用其他假名在匈牙利境内执行过“任务”，但这些名字也查不到。

托比摇下玻璃，享受着车窗外田野间的芳香。

我态度坚决地继续往下说：拉茨的西德护照是假货，最近维也纳的一个低级造假者匆忙赶制出了一批护照，在黑市上出售，拉茨的护照就是这批货里的。

托比有点愤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会去买那种垃圾货？”他断言，这时我们的车经过了正在围场上吃草的两匹帕罗米诺马117，“要说护照，这年头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真的。要是买了这样的垃圾货，等着你的就是在臭烘烘的牢里关上六个月。”托比伤心地摇了摇头，就像是一个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可直到大势已去时他的警告才引起关注。

我笨嘴拙舌地接着往下说。波恩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匈牙利武官的，他列在电话本上的名字还真是彼得。我们已确认此人是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说到这儿时我带上了几分有节制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况我们还真没遇到过，对不对，托比？一个间谍竟然用自己的真名当掩护姓名，那还搞什么啊？你的真名是托比，这个情况我们可得保密，那我们就叫你托比好了。真了不起。”

可是托比一心要好好享受在巴伐利亚的这一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