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穿小一号的鞋子，把双脚很不舒服地硬挤进去。他的另一个魅力之处是当他大笑时，他的全身会无声地抖动，脸上泛着红晕。而每次当他要引用一句所喜欢的诗句时，脸色则会变白。

在阿德里安娜的散文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文集》中[7]，人们能读到关于拉尔博的最好的描述。

拉尔博每次到我书店来时，总是要问我他应该阅读哪些英文书。有一次，他来时，我问他有没有读过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他说他没读过，我就给了他一本《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不久，他回来还书，告诉我他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还说他很想与作者会面。

一九二〇年的圣诞夜，我安排了这两位作家在莎士比亚书店中见面，他们马上就成了好朋友。也许我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对于乔伊斯来说，瓦莱里·拉尔博的友谊有多么重要。拉尔博对乔伊斯所表现出的那种慷慨和无私，这在同行作家中实在是非常少见的。

当时，拉尔博还没有读过《尤利西斯》。后来我听说他因流感而卧床不起，就觉得那是把布卢姆先生介绍给他的好机会。我就把所有刊载过《尤利西斯》的《小评论》扎成一捆，和一束鲜花一起给病人送去。

第二天，我就收到拉尔博的来信，信中说他“太喜欢《尤利西斯》”了，而且，“自从我十八岁时”读过惠特曼之后，还没有什么其他书让他这么充满激情。“这本书太棒了！简直和拉伯雷一样伟大！”

拉尔博把他对《尤利西斯》的赞扬付诸实际行动之中，他订出计划，要推广乔伊斯的作品。等到他病好之后，他就来到书友之屋，和阿德里安娜一起策划。他写信告诉我说他要在一本评论杂志中翻译并发表《尤利西斯》中的一些段落，他宣布说他要为《新法兰西评论》写一篇介绍乔伊斯的文章。他也接受了阿德里安娜的建议，首先在她的书店中做了一次主题演讲，为了更有效果，演讲时他会朗读一些他所翻译的段落，后来，他们觉得也应该配一些英文原文的朗读。阿德里安娜和拉尔博也一致认为，为了让乔伊斯能有些收益，这种阅读乔伊斯的“聚会”应该是收费的。

他们请乔伊斯选择《尤利西斯》英文朗读的内容，他选择了“海妖”中的段落。我们找到了才华出众的年轻演员吉米·赖特（Jimmy Light），他是当时在蒙帕纳斯区活动的《小评论》的追随者之一。他同意来朗读，但条件是他必须得到乔伊斯的指导，所以，我的书店后面的房间里就能听到他们俩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秃头的派特是一个耳聋的服务生……”

同时，《尤利西斯》的排版也已经开始。所有与这部伟大作品有关连的人都会发现这事会占据他们生活的全部，印刷商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也不例外，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们更加投入其中。我对他们说，乔伊斯爱改多少稿，就让他改多少稿，所以，他们就按照我的指令为乔伊斯提供他所需要的校对稿，而乔伊斯真可谓是“贪得无厌”，每一份校对稿上都写满了他新增加的内容，热爱乔伊斯的读者们可以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看到这样一套修改过的校对稿，它是我的朋友玛丽安·威拉德·约翰逊（Marian Willard Johnson）的藏品。这套校对稿的空白处，写满了词语和字句，还有无数的乔伊斯专用的箭头和星号，指导印刷工们哪句应该加在哪儿。乔伊斯告诉我，三分之一的《尤利西斯》其实是在这些校对稿上写成的。

直到最后一刻，第戎那些备受煎熬的印刷工们拿回来的校对稿上，还有乔伊斯新添加的内容，有的是整个段落，有的甚至是整页需要换地方。

达戎提耶先生提醒我说，这些校对稿会增加许多新的花费，他建议我打电话给乔伊斯，告诉他这么修改可能会完全超出我的预算，也许这样能约束他对校对稿的嗜好，但我坚决不愿这么做。《尤利西斯》的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乔伊斯的意愿。

我不会建议“真正的”出版商按照我的方法来行事，我也不会建议作家们去步乔伊斯的后尘。我的这种出版方式，只能是个死胡同。但这个案例很特殊，因为我要出版的是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我所做的努力和牺牲都应该能配得上这部作品，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剧院街十二号

在这期间，莎士比亚书店也搬到了附近的剧院街上，这个新的店址，就像我原先的那个店址一样，也是阿德里安娜发现的。她注意到剧院街十二号那个古玩商店的业主正要找人续租她的商铺，所以，就急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连忙赶到十二号。能在剧院街上租到一个地方，那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这个店址正巧在阿德里安娜的书店对面，这真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这个新店比我原来的书店还要大，而且，楼上还有两个房间。

所以，一九二一年夏天，玛西尼和我就忙着将莎士比亚书店搬到剧院街上去。我们要搬的东西包括：所有的书籍，一筐筐上面写着“急件”但还没回复的信件，《尤利西斯》以及其他与乔伊斯有关的事务，我当时负责发行的各种出版物，小型的评论杂志，曼·雷（May Ray）[8]所拍摄的我们同代人的照片，惠特曼的手稿，还有布莱克的素描等等。

当我们在新书店里整理东西时，我发现阿格尼丝姨妈的惠特曼手稿不见了，这让我一下子特别沮丧。在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希望时，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