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也在场的姐姐霍莉问我是否找遍了所有地方。姐妹们有时可真让人烦，我当然找过了所有的地方。但是霍莉说：“用我的办法，你总是能找到东西。”“你的什么办法？”虽然我并不真感兴趣，但我还是问她。霍莉说：“我的办法嘛，就是你要仔细检查每一个地方的每一样东西，你要找的东西肯定会出来。”“真的吗？”我说，但我不再理会她。我注意到她用她的办法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我想那真是浪费时间。但是她居然拿着一堆纸来问我：“是这些么？”果真就是。我欣喜若狂，如果惠特曼真的弃我们而去，对于剧院街十二号的书店来说，那将是个多么糟糕的开始。

所以，莎士比亚书店于一九二一年搬到剧院街，而且，很快就把那条街给美国化了。虽然阿德里安娜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国人，但是我们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要同化她。

在萨特和波伏娃之前，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咖啡馆就有许多说话不多的文人们出没，例如，你能看见埃兹拉·庞德在双偶咖啡馆里，而莱昂——保尔·法尔格则在对面街上的利波咖啡馆（Lipp's）中。剧院街离圣日尔曼大街只有几步之遥，除了我们两家书店整天热热闹闹之外，整条街则安静得如同一个乡下小镇。剧院街的另一头是奥迪恩剧院（Odéon Theatre），所以，在那些看戏的人前往剧院或是戏散场的时候，街上才会人来人往。剧院里的那些演出，如同这条街一样，也丝毫没有大都市的味道。当然，偶尔会有一些著名的制作人来接管剧院一段时间，我记得安托万（Antoine）[9]曾经在剧院里上演过《李尔王》。科波（Copeau）[10]也曾掌管过剧院一段时间，但是他的布景如此简单，所以，莱昂——保尔·法尔格称之为“卡尔文教派的闹剧”[11]。奥迪恩剧院让阿德里安娜实现了一个梦想，这就是要住在“另一头是一栋公共建筑的街上”。

在我打算出版《尤利西斯》之后不久，手稿的收藏家约翰·奎恩就前来审查莎士比亚书店的情况。他是个长相英俊的男人，很让人感兴趣。我也很欣赏他的品位，他收藏的手稿包括叶芝、康拉德和乔伊斯，他还收藏了温德姆·刘易斯的素描，以及许多印象主义画派的精品。以后，这个画派的作品在巴黎能卖很高的价钱。但我发现他脾气暴躁，很容易发火。他第一次来我的书店时，那时书店还在杜普伊特伦街的旧址上，我要说，书店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店里几乎没有办公的家具和设施，再加上我是个女的，这让他疑心重重。我能看出来，在出版《尤利西斯》这件事上，他会紧紧地盯着我，而且，他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得怪我自己，因为我是如他所称呼的“又是一个女人”。

乔伊斯和我都非常喜欢我们在杜普伊特伦街上的小店，搬走之后，我们一直很怀念那个老地方。约翰·奎恩第二次造访时，我们已经搬到新店中，那个地区更大，街道也更宽，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我的书店。店内宽敞多了，这样奎恩在对我说教时能够来回走动。他对我大说特说我应有的责任，更要向我抱怨庞德诱惑他收购的那些艺术品，特别是“温德姆·刘易斯的那些玩意儿”，还有“叶芝的那些垃圾，连捡破烂的都不会多看一眼”。他还说他很高兴《尤利西斯》“不会在那小棚屋里出版”，他指的当然是我们原来在杜普伊特伦街上的书店。

可怜的奎恩！他这么直率，心肠又好！我很高兴能够与他有这样短暂的交往，我很有耐心地倾听着他的所有抱怨，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

希腊蓝和西茜女妖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远方的预订者开始有些失去耐心，“一九二一年秋”来了又走了，连他们的圣诞节的长袜中都没能出现《尤利西斯》。莎士比亚书店大有被人指控为欺骗公众的危险。预订者们无法把他们的书钱要回去，因为他们根本还没付过钱呢，但是我还是收到不少措辞强硬的信件。我记得有一封是T.E.劳伦斯写来的，态度坚决地向我索要他那本《尤利西斯》。很可惜我没有时间写信向他解释：虽然我不在沙漠中作战，但是我也有场战役要打。

而身在巴黎的预订者们，因为每天报纸上都有消息，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的进展。我在报界的朋友们简直把《尤利西斯》的出版看成国际大事，几乎可以和一场体育赛事相比。后来，英国的一家花边小报《体育时报》还真登过一篇关于《尤利西斯》的文章，不过，那是《尤利西斯》出版之后的事了。

我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尤利西斯》的封面装帧用纸。乔伊斯自然而然地想到封面要用希腊蓝，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谁能想得到希腊国旗上的那种漂亮的蓝颜色竟是如此难找？达戎提耶一次又一次到巴黎来，我们把他带来的新的蓝纸样品和希腊国旗上的蓝色进行对比，但每次都是失望。为了表示对奥德修斯的敬意，莎士比亚书店外一直飘着面希腊国旗。天哪，单单抬头看到那面国旗就让我头痛！

达戎提耶上下求索，最后在德国，他找到了准确的蓝色，但是这次纸张又不对。最后，他只得把这种蓝色用石版印刷的方式印在白的纸版上，所以，封面是蓝色的，封页里面则是白色的。

达戎提耶在第戎的印刷厂外爬满了藤蔓，古老而迷人，现在，印刷厂内整夜灯火通明，工作的进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