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样，丝毫没有觉得我的要求是认真的。

当然，有一家出版社例外，许布希先生答应要支付给我一部分版税，但是，这笔钱要从乔伊斯的版税里分出来，这是我不可能接受的。这种事，我想都不会去想，而且，乔伊斯也不可能接受。

对于我和乔伊斯来说，合约向来不重要。在我最初出版《尤利西斯》时，我确实向乔伊斯提出过关于合同的事，但乔伊斯根本不想签什么合约，我也不在乎，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提合约的事。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当我出版《一诗一便士》时，乔伊斯自己要求我起草一份合同，一九三〇年，他突然也要一份《尤利西斯》的合同[2]。这些合约的条款都是完全按照乔伊斯的要求拟出的，他阅读同意之后才签了名。《尤利西斯》的合约所用的纸张还是那种正儿八经盖了章的合约用纸。我得承认这些合约并没有经过“律师”的见证，但是当时没人觉得有这个必要。

我想乔伊斯突然要拟定这些合约，肯定是因为当时他正参与的某一事项需要他证明《尤利西斯》是属于我的与他无关的财产。在他写给一位负责起诉盗版商的律师的信中，他非常简单明了地说明：《尤利西斯》属西尔维亚·毕奇所有。我一直不知道乔伊斯的这封信，一直到后来，才有人给我看。

渐渐的，不再有人到我这里来提出要廉价收购《尤利西斯》的版权，也有一段时间我和乔伊斯没有再见面。但是，几乎每天，他的一位老朋友都要来看我，这位老朋友总是先去住在如比亚广场（Square Robiac）的乔伊斯那里，然后再到我这里，他会告诉我乔伊斯有关《尤利西斯》新的出版社的建议。他催促我放弃版权，因为版权属于我这种说法，只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有一天我问：“那么我们的合约呢？难道那也是幻想出来的么？”“合约是不存在的。”这位老朋友说，他也是位诗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他充满敬意。他重复：“你的合约，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我对他的这个宣言提出异议时，他说了一句更让我震惊的话：“你是在损害乔伊斯的利益。” [3]

等他一离开书店，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乔伊斯，我告诉他说，关于《尤利西斯》，他可以随意处理，我将不再坚持我对这本书拥有任何权利。

我想乔伊斯已经通过家里人的关系，和兰登书屋进行了联系和商谈，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4]。对他来说，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他决定如此来处理《尤利西斯》在美国出版之事，可能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后来，兰登书屋果然出版了一部精美的《尤利西斯》，我收到此书的同时，也收到了约翰·伍尔斯法官（Judge John M.Woolsey）宣布这部伟大的作品无罪的判决书[5]。乔伊斯亲自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出版社支付的四万五千美元。我知道他是多么需要这笔钱，他女儿的病情所需要的医药费越来越多[6]，他自己的眼疾也越来越严重。对于他能够拿到这样一笔钱，能够解决他财务上的困难，我由衷地为他高兴。至于我个人的情感，我并不以此为荣，而且现在我怎么想都无所谓了，我也就应该及时将这样的情感抛开。[7]

对我来说，我和乔伊斯签的那两份合约都毫无用处，合约的白纸黑字确实声明，如果其他出版社想要出版这两本书，那么要与莎士比亚书店进行协商。但实际上，《尤利西斯》和《一诗一便士》后来都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完全没和这两本书的最早的出版社进行任何协商。然而，从《尤利西斯》这本书来说，我确实告诉乔伊斯他可以随意处理此书。这些书毕竟是乔伊斯的作品，就像一个孩子当然应该属于他的母亲，而不是接生婆，对不对？

乔伊斯曾劝说我出版欧洲大陆版《尤利西斯》的平价本，但是，我对这个提议却不感兴趣。我的经济状况实在很困难，而且，如果我答应的话，就意味着我得继续向乔伊斯提供所有的服务，这点我不再能做到，因为我的书店非常需要我，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太累了。正巧在那时，奥德赛出版社（Odyssey Press）的一位成员前来看望我，他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会去和乔伊斯接触，让他答应由他们来出版《尤利西斯》的欧洲版。据我了解，奥德赛出版社是曾经出版过《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陶赫尼茨出版社的一家分支。乔伊斯接受了奥德赛出版社的提议，至于如何处理我的合约，我说就让他们和乔伊斯做决定。他们做事很正规，一定要给我一份版税，而且，因为给我的版税并不影响他们给乔伊斯的报酬，所以我就接受了。奥德赛出版社出版的《尤利西斯》非常漂亮，而且，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修正了书中所有的错误。[8]

同时，乔伊斯的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也从莎士比亚书店转到了保尔·里昂（Paul Léon）[9]手上，他是乔伊斯的挚友，从那以后，乔伊斯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掌管了。

三十年代

到了三十年代，塞纳河左岸的风景改变了，所谓“迷惘的一代”——其实这一代人真的不应该用这个名字来形容——已经长大成熟并且功成名就。我的许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国，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怀念过去发现某一家小型文学评论或小出版社的那种乐趣。二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年代，因为那时刚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