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的锁扣。

“贝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低声说。

我平时总是随身带着那把牛仔刀，它的尺寸正好可以塞进口袋里。窗帘是拉开的，一道柔和的阳光射进病房里，周围一片寂静。我经常把刀子磨得很锋利，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皮带割断了。我和刀子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伙伴。

我抓住贝蒂的肩膀，轻轻地摇晃着她，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的头上又开始冒汗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我甚至都来不及去擦汗。这次还是出了不少汗，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一种冰冷、透明的血液。我把她的枕头垫高了，让她从床上坐起来。我发现她还是那么漂亮。我刚一松手，她就向旁边歪过去了。我重新把她扶起来。看到这种场面，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一部分身体几乎要栽倒在床脚下。不过我用另外一部分，吃力地抓住她的手。

“听着，”我说，“我承认这件事拖得太久，但是现在好了，我们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笨蛋，现在可不是猜谜语的时候。也许你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你只要简单地讲一句话就行了，你甚至都不需要再喘一口气。

“贝蒂，我的书马上要出版了。”我说。

也许我还可以加上一句：你难道没看见，海平线上扬起一面小小的白帆吗？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不过，她最好被封闭在一个钟型的玻璃罩里，那样我就可以在玻璃罩上，留下我的指纹了。遗憾的是，我发现她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我仿佛是一阵微风似的，想在冰封已久的池塘里，吹起一片片涟漪。一阵徒劳的微风……

“我没有开玩笑！而且我要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正准备写一本新书！”

我把手里所有的牌，全都打出来了。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我只是一个人玩牌。白白地浪费了整整一个晚上，然后到早晨大家准备撤退的时候，把自己的牌摊开一看，这才发现手里还有一副“同花顺”呢，有谁会接受这样的结局呢？有谁能控制住自己，不把屋里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全都从窗户里扔出去呢，甚至还会抄起厨房里的菜刀，把墙上的挂毯划得支离破碎的。

上帝啊，她根本就没看过我，也没有听懂我的话，甚至没有听见我说什么，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说话，如何哭泣和微笑，也不知道该如何使性子，或者一边用舌头舔着嘴唇，一边抖动床单了。因为床单纹丝不动，一点儿都没动，她对我任何表示都没有，甚至连一个最细微的动作都没有。对她来说，我的书稿将要出版的消息，与我为她送来一包炸薯条，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亲手捧来的、这束美丽的鲜花，如今只剩下几枝枯萎的花朵，和一些枯草的气味儿。短短的一瞬间，我预感到，我们之间从此将天人永隔；从那以后，我向所有愿意听这个故事的人说，我已经死过一回了……就在我三十五岁那年，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而且这决不是耸人听闻，我确实听见，死神吹着口哨从空气中穿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身上冷得直打哆嗦。我经历了一个极度恐慌的时刻，恰好就在这时，一个女护士走进来了。我还呆在那儿，甚至一步都没有挪动。

她端着一个盘子走进来，里面放着一杯水，和一把五颜六色的药片。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女护士，她长得胖乎乎的，有一头金黄的头发。她看到我，接着用严厉的目光瞥了一眼她的手表。

“我说，”她嘴里嘟囔着，“现在还没到病人的探视时间呢……”

接着，她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贝蒂身上。然后，她那衰老而又松弛的下巴耷拉下来。

“噢，圣母马利亚啊，这是谁给她解开的？”

她眉头紧锁地看着我，然后开始往门口移动。但是，我突然像老虎一样扑了过去，接着伸出一只胳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尖叫了一声，像蚊子一样哼哼着。我一把抓起托盘上颠簸的药片，把它们举到她的眼皮底下。

“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我没有辨别出自己的声音，它突然降低了八度，而且变得彻底嘶哑了。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不去扼住她的喉咙。

“我又不是大夫！”她嗷嗷地叫唤着，“让我出去！”

我拼命地将自己的目光，深深地铭刻在她的眼睛里。她的嘴唇咬得紧紧的。

“不行……你必须和她在一起，要出去的是我。”我吼叫着。

走出病房之前，我又转过身来，匆匆地看了贝蒂一眼。她的身子已经歪到一边去了。

我像一枚火箭一样，从走廊里飞速穿过，我没有事先敲门，直接冲进了医生的办公室。那医生正背对着我，借着光线察看一张X光片。当他听到门的撞击声时，就把扶手椅转了过来。他扬起了眉毛，我勉强地笑了一下。我走到他的办公桌旁，把那些药片扔在他的面前。

“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你给她服用的是什么药？”

我不能肯定，此刻我的整个身体是不是在发抖，也许只是一种糟糕的感觉。医生想尽可能把事情处理得圆滑一些。他从桌上拿起一把裁纸刀，放在手里把玩起来。

“噢，年轻人，”他说，“我正好想和你谈谈呢，坐下吧。”

我被一种疯狂的愤怒，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在我的眼里，这个家伙就是整个世界所有痛苦与不幸的根源，我要撕下这个伪君子的面具，然后将他牢牢地堵在他的巢穴里，这种人实在太令人憎恶了，他决不是什么医生，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全世界所有恶棍的卑鄙与歹毒。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