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了，感到愧疚，因为是你把我“丢给了”集中营。如果不是你，我就如何如何……可是你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吗？

是这么一回事：我等着你说好要从玛丽亚家里打来的电话。下午是在我那里上课——通常在星期三——似乎是，我说了说自己的语言学习的事，好像是，煤气灯坏了。

后来我就等你的电话。我知道，你一定会打的，因为你答应过。可你没有打。我不记得是不是去吃午饭了。如果去了，回来以后会重新坐在电话旁边的，我担心在旁边的屋子里听不见电话铃声。我读了些剪报和莫洛亚法国20世纪著名作家。的一篇小说。小说描写一个人，这个人称灵魂的重量，想要在学会把人的灵魂装进永恒的容器之后，把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灵魂都装进去。但是，他只装进去了偶然来到的马戏团里两个丑角的灵魂，而他的灵魂和妻子的灵魂肯定是飘散到了全世界。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睡着。

早晨，我回家了，一如既往，提着公文包和书本。吃完早饭后说，我回来吃午饭，很忙，摸了摸狗的耳朵后，就到你母亲那儿去了。你母亲很为你担心。我乘电车到玛丽亚那儿。我长时间观看瓦金卡公园的树木，因为很喜欢这些树木。为了放松一下，我步行穿过普瓦夫斯卡大街。楼梯上有不少烟头，不寻常，而且，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还有血迹。但是这可能又是幻觉。走到门前，我按照约定的方式按门铃。开门的是几个男人，拿着手枪。

从那一刻起，已经过去了一年。我写这件事，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我现在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想到，会是别的样子。但是，我每每想到未来，想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如果……想到我要写的诗歌，咱们要读的书，要添置的物品。我知道，这些想法有点傻气，但我是想着这些事的。甚至想到了咱们的藏书票。这张书票是一朵玫瑰花，放置在一本没有打开的、厚重的大书上，大书配有很大的中世纪风格的边框。

九

我们已经回来了。我依旧回到原来的楼房，给病人身上抹薄荷水，今天早晨擦洗了地板，然后注意观看医生做针刺治疗。接着，我取了最后的两针磺胺，准备给你捎去。最后，我们营房的理发师（原来在克拉科夫邮局旁边开饭店）立博弗伦德认可说，在文学家当中，我现在是最好的医务员。

除此之外，我整天拿着给你的信到处走动。给你的信，这一页一页的信纸，为了到达要去的地方，必须有腿才行。我就是努力在寻找这些腿。终于找到了两条腿——穿着长筒的黑色皮靴，系着鞋带。这两条腿还戴着眼镜，宽肩膀，每天到女营去收集男性死婴。这些尸体必须经过我们的文书处、我们的验尸所，接受我们的卫生服务长的亲自审视。世界是建立在秩序上的，不带诗意的说法是：秩序必不可少。

于是，这两条腿去了女营，对我深表同情。因为他说，他的妻子也在女营，他知道那里的状况艰难。所以愿意替我捎带书信，而且如果情况许可，把我也带去。信立即就可以发去，我自己也要努力去见你，甚至感觉很想走动一次。我朋友建议我带上厚毯子，好好裹起全身。朋友知道得很清楚，虽然我还算幸运，在集中营里有办法，但是第一次走动必定是会被抓住的。等到有保证的时候，我也许会去的。我倒建议他们在身上多涂些秘鲁防瘙痒油。

我还常常观看周围的景色，没有变化，只不过污泥出奇的多，有了春天的气息，人会趟着污泥行走。从森林那边时而飘来松树的芬芳，时而飘来烟雾。汽车时而载运衣装，时而载运布纳镇的穆斯林。我时而在办公室午餐，时而路遇换班的党卫队员。

没有变化。昨天是星期日，这儿营里灭虱。冬天的集中营营房很可怕！肮脏的木床，黑糊糊的泥地，人身上冒出来的气味。营房挤满了人，但是虱子却一只也没有，营里整夜整夜的灭虱，没有白费。

灭虱检查完毕，我们从营房里出来，这时候，特别小分队从焚尸炉回营。他们人人脸上都是烟垢，看上去肥头大耳，背着沉重的包裹，累弯了腰。除了金子，他们什么都可以拿，但是走私最多的也是金子。

营房里面三三两两冒出人来，钻进行走的特别小分队队列，抢夺他们的包裹。空气中传来吼叫声、咒骂声和拳打脚踢之声。小分队终于钻进自己营区有石墙隔开的院子的大门。但是，没过多少时间，犹太人就开始悄悄钻出来，做买卖，互相探望。

我碰见了一个，他是我们原来分队的朋友。当时我生了病，去了医院。他“幸运”得多，去了特别小分队，总比为了一碗汤整天拿铁锹锄地好。他热情伸出手来：

“哟，是你啊？要点什么吗？你有苹果……”

“没有，没有苹果卖给你，”我回答，语气很和气，“你还活着呀，阿伯拉梅克？有什么新闻？”

“没有有意思的。一车捷克人进了毒气室。”

“你不说我也知道。说说个人方面的。”

“个人方面的？我能有什么个人方面的呢？大火炉子，营房，又是大火炉子。这儿有我什么亲人吗？嗨，你想听听吗，我们找到了大炉子焚烧的新方法。知道什么方法吗？”

出于礼貌，我表示感兴趣。

“听着，我们抓过四个头发长的小崽儿，把脑袋拢在一起，点着头发。这些小东西就自动烧起来，就成了。”

“祝贺。”我冷冷地说，毫无表情。

他微笑一下，笑得怪气，盯着我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