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父母亲和你们的孩子在哪儿。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同情你们。现在我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你们要是病了，他们对待你们也用同样的办法！你们的孩子、丈夫和父母亲，根本就不在另外的集中营，早被赶进一间屋子里毒死了！听清楚：被毒气毒死了。都在深坑里、在焚尸炉里烧了。你们看见那屋顶上面的黑烟了吗？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根本就不是砖厂里冒出来的，那是从你们孩子的身上冒出来的！——接着唱吧。”她对歌手说，口气平静，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出营房。

不可否认，奥斯威辛和比尔克瑙的情况逐渐从坏变好。起初，打人、杀人随时随地发生，后来变成零星的。起初，犯人侧身睡在地板上，须听口令翻身，后来睡上木床，可以随便翻身，甚至还有一个人睡的床铺呢。起初，犯人站立等候点名，要站两天，后来只需站到九点钟。起初，不准外面邮寄包裹进来，后来，允许邮寄五百克，到最后，随便寄多少都可以。原来，囚服不准有衣袋，后来，在比尔克瑙，甚至可以穿便衣。集中营里是“越来越好”了。在开营三四年之后，我们都认定，恐怖惊骇的事不再重复，而且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存活了下来。德国人在前线的情况越不好，集中营里的情况就越好，让他们在前线败得更惨吧……

在波斯集市，时间是倒流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九四〇年的奥斯威辛。女人们贪婪地吞饮菜汤——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营里是没有人吃一口的；她们都发出女人的汗味和血腥味。她们从早晨五点钟就等着点名，等到数人数的时候，差不多九点了，这才给她们凉咖啡喝。下午三点开始晚点名，之后给她们晚餐：面包和一点佐餐的东西。因为她们没有干活，所以没有加餐。

有时候中午把她们赶出营房，进行附加点名。她们五个人一排，挤得紧紧的，列队回营房。粗壮的金发女人，女党卫队员们，穿着长筒皮靴，从一排排的队伍中拉出比较瘦弱的、怀孕的，投入“大眼”。“大眼”是女看守们手拉手组成的圈子，封闭的圈子。塞满女人的“大眼”像跳着死亡之舞一样挪动到集中营大门，又进入特大的大眼。五百、六百、一千名妇女，都走——这条路。

有时候，一个女党卫队员来到营房。她上下左右扫视床位——正是：一个女人扫视众多的女人。她反复问，谁想去看医生，谁怀孕了——这样的人，在医院里能得到牛奶和白面包。

女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出房门，被吸进“大眼”，走出大门——也走向这条路。

一天里，空闲时间是有的，可是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就在波斯集市的营房长那里度过，在营房下面，或者厕所里。在营房长那儿喝茶，或者在小屋里待客用的床上睡上一个钟头。在营房下面，跟木匠和泥瓦匠聊聊天。女人都围住他们，她们已经穿上针织衫和长袜子了。随便拿来一块手绢、布料什么的，你就可以跟她们为所欲为。集中营到底是集中营，也算是女人的加拿大——大仓库了。

厕所男女共用，只用木板隔着。女厕所这边总是拥挤，叽叽喳喳的；我们这边呢，安静，水泥板发出一股凉气。在这儿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和卡佳说情话；卡佳这小姑娘是扫厕所的。没有人觉得不方便，这儿的情况也没有妨碍。在集中营里，人们都见识得多了。

六月份过去了。人们在走动，不分白昼黑夜——走这条路，走那条路。从天亮到深夜，整个波斯集市都在等待点名。天气暖烘烘的，屋顶上的沥青融化了。接着来的是秋雨，刮起阵阵冷风。清晨阴冷，浸透衣襟，然后又是艳阳天！列车连续来到车站，从未中断，人们向远处走动。我们常常伫立，不能够去干活，因为路上全是走动的人。他们是松散的人群，缓步行走，手拉着手，妇女、老人、儿童。他们在刺铁丝网外面行走，沉默中把脸对着我们，望着我们，显得宽厚，隔着刺铁丝网，向我们扔面包。

妇女褪下手腕的手表，扔到我们脚下，示意我们可以拿走。

大门下的乐队演奏着狐步舞曲和探戈。集中营的人望着行走的人们。人表达激荡情绪和强烈情感的方式是有限的，表达的效果，就好像那些情感都是细小、微不足道的，用的都是同样的简单语句。

“走过去多少人了？从五月中旬算起，差不多有两个月了，就算一天两万……快到一百万了！”

“一天毒不死这么多人。而且，鬼才知道，只有四个焚尸炉和几个大坑。”

“换个计算方法：从柯什采和孟卡契来的大概是六十万，不用说，是全部都弄来了，布达佩斯的呢？有三十万吧？”

“不都是一个样吗？”

“是啊，可是，快完了吧？因为他们要杀死每一个人。”

“杀是杀不完的。”

于是，你耸耸肩膀，依旧望着前面的路。党卫队员押在大群的人后面，和气微笑着提醒他们跟上队伍，还指给他们看，不远就到了，还拍拍一个小老头的肩膀。这位老人家跑到一条水沟旁边，急忙解下裤子，动作可笑地蹲下了。党卫队员指给他看，大队走远了。老人家点头，提起裤子，挺可笑地迈着碎步往前赶。

你觉得挺逗，看着很解闷，瞧着这个人这么火急火燎地奔赴毒气室。

然后我们接着干活，涂抹仓库屋顶上融化的沥青。各种杂物和没有打开的包裹堆积如山，从那些行走的人手里夺取来的财宝，堆在屋顶上，任凭风吹雨淋。

在沥青大桶底下生好火之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