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审判》油画里的小天使。这些少女傲慢地瞧着围住我们的女人，鄙夷地望着我们这些粗野的男人。有些已婚的女人在绝望中打听已经死去的丈夫的消息，有些母亲在我们这儿寻找自己孩子的线索。

“我们这儿太凄惨，太冷，我们饿极了。”她们哭泣，“他们好一点吧？”

“有正义的上帝，他们肯定好一点的。”我们郑重回答，没有常见的嘲讽挖苦的口气。

“肯定没死吧？”妇女们望着我们的眼睛，问道，很焦急。

我们没有回答，走开了，赶紧去干活。

波斯集市的营房长都是斯洛伐克妇女，懂得这些女人的语言。这些女孩子在集中营两三年了。她们记得女营的初期情况：女人尸体摆放在营房墙下，因为没有及时从医院病床抬走而腐烂，营房里到处都是大堆大堆的粪便。

虽然外表粗糙，她们还保存着女人的温柔和善良。她们肯定是有情人的，也偷过人造黄油和罐头，因为以货易货，得偿还别人拿来的毯子或者衣服，但是……

但是我记得米尔卡，一个矮小敦实的姑娘，穿粉色衣服。

她的小屋全涂成了粉色，小小的窗帘也是粉色的，窗口对着营房。小屋里的光线给她脸上带来粉色的光辉，她一张脸好像是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巾。我们分队里一个满嘴烂牙的犹太人爱上了她。这个犹太人为她买了从整个集中营收集来的鸡蛋，用软布包好，透过刺铁丝网轻轻扔给她。他时常和她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不理睬女党卫队员的监督，不理睬我们的头目，这个头目在旁边巡逻，穿着夏季的白制服，腰上别着一把巨大的手枪。

一天，米尔卡跑着到了一个屋顶下面，我们当时正在上面铺毛毡。她向这个犹太人招手，对我喊道：

“下来！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们从屋顶上顺着营房门下来。她抓住我们的手，把我们拉到她小屋里去。到了几张床中间，她指着一堆彩色被子上面的一个婴儿，急切地说：

“你们看，这孩子快死了！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怎么一下子就病了呢？”

这个孩子睡得很不安稳。好像金色相框里的一朵玫瑰花：发烧的脸颊和像光环一样的一圈金发。

“这孩子多好看，”我轻声说。

“好看！”米尔卡大声说，“你就知道好看！都快死了！我得把她藏起来，不能让她去毒气室！女党卫队员会发现她的！你们得帮帮我！”

犹太人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她猛地甩掉它，哭了。我耸了耸肩膀，走出营房。

可以望见远处有列车进站。运来了大群大群的人，他们得往前走动。路上有一组加拿大区的人回来，从换班的另一组人旁边走过。树林上方升起黑烟。我坐在融化沥青的铁桶旁边，搅动它，想心事。忽然想到，我也是想要一个这样的孩子啊，睡觉时小脸绯红，头发散乱。接着对自己偶发的念头冷笑了一下，我又爬上屋顶铺设毛毡。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女营房长，个子很高，褐色的头发，大脚，红色的手掌。她没有自己的小屋，床上有两三块毯子，绳子上挂了两三块，就算是墙壁了。

“别让她们以为，”她指着那些头挨着头躺在木床上的女人，说，“我在躲着她们。我什么也不能给她们，也不要她们的一点东西。”

“你相信死后的生活吗？”在一次轻松的谈话中，她问我。

“有时候，”我回答得很谨慎，“有一次是在监狱里相信的，另外一次是在集中营里快要死去的时候。”

“人如果做了坏事，就会受到惩罚，是真的吗？”

“也许是的。但是必须是，除了人的正义标准之外，没有更高的标准。你知道，有人要揭示因果关系，提出内在的动机，因为世界的本源意义而认为罪恶无足轻重。在一个平面上犯的罪，能够在空间中受到惩罚吗？”

“在人间的意义上，是正常的！”

“该受惩罚，很清楚。”

“如果可能，你愿意做好事吗？”

“我不追求奖赏，我盖屋顶，我要熬过集中营的生活。”

“你认为，他们，”她抬一下下巴，指了一个不确定的方向，“不该惩罚他们吗？”

“我认为，对于遭受非正义之苦的人，仅仅有正义存在，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让罪犯也遭受非正义之苦。他们觉得，这才是正义。”

“你倒是挺聪明的。可是让你公平分发菜汤，少给你的情妇，你大概就不会了！”她挖苦了一句，就走到营房深处去了。女人们在三层的木床上躺着，头挨着头，毫无表情的脸上，大眼睛闪着光亮，集中营里的饥饿浮现出来。褐发营房长在木床中间走动，劝那些女人不要胡思乱想。她从木床上叫起会唱歌的，命其唱歌；会跳舞的，令其跳舞；会朗诵诗的，命其朗诵诗。

“她们问我，没完没了地问，她们的母亲、父亲在哪儿？她们求我给她们的父母亲写信。”

“也求我。不好办啊。”

“求你！你来了，又走了。我呢？我求她们，告诉她们，谁怀孕了，不要告诉医生；谁病了，就安安静静在营房里坐着！你以为她们听吗？我是为了她们好。可是，她们自己往毒气里奔跑，你说，怎么帮助她们？”

一个女孩站在桌子上唱了一首流行小调。唱完的时候，木床上的女人们开始鼓掌。女孩微笑，鞠躬。褐发营房长双手抱住头。

“谁能忍得了这个！太讨厌了！”她嘟囔着，上了桌子。

“滚下去！”她对那女孩嚷。

营房里立即安静下来。营房长举起一只手。

“安静！”她高声说，虽然没有人出声，“你们都问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