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住我的姑娘，弄得她叫了一声。我抬起她的脸要亲吻，可是她摆脱了，十分恼怒。

“那好吧，午饭以后。”我说，感到扫兴，推开众人，跑到广场，“都是认识的！”我从远处喊了一声。她踮起脚来，手摸着脸，感到有点奇怪。我在士兵围住我们之前，及时赶上这伙青年人。

“嗨，塔杜施，”科尔卡笑着大声喊，“抓住贼了！厨房里发现一大块肉！在厨师先生房间里的床上，还有一个德国女人！他没来得及把她带走。快点，畜生！”

于是他用膝盖顶了一下被捆住的厨子。厨子一看见士兵，就喊疼。一个士兵跑到科尔卡面前咕噜咕噜说了几句什么，用枪托打过去，但是没打中。

在指挥部前面的台阶上，在上校和副指挥之间，大主教站着，和蔼而疲倦的目光看着我们。他嘴唇嚅动几下，似乎是在祷告，但是斯泰芬觉得他是在提问。

“他偷东西，偷同伴们的食品，是为了养活一个德国女人！偷盗加通奸！”他喊着，充血的眼睛里发出愤怒的光，把一个姑娘推上楼梯，那姑娘跌倒了，跪在楼梯上。“他们还不许我们听广播！你们的电台，”他怒气冲冲补充说，“不是华沙的，是伦敦的！”

三

编辑们的房间舒适，挂着壁毯，花卉图案都很抒情。原来的主人——党卫队的军官们，呼喊着在军营附近的战役之荣誉战场倒下，或者逃跑回家，或者占据了我们在达豪集中营留下的地方。现在，这儿只留下了结实的双开门的柜子，没有被“外人”打烂，也算一个奇迹。这些外国人，在战争结束后，刚被从集中营里解放出来，就进了无主的军营，打碎了全部的玻璃窗、吊灯、洗澡间和漱洗室的镜子，拆毁了摄影器材，砸烂医院里的透视设备，烧毁车库里的汽车、摩托车和武器，搬走、破坏军需品，拆毁军营的一部分围墙，毁坏特别引人注目的红木家具、大厅桌椅，打破卫生间的瓷砖地面，走的时候竟哼哼着国歌的歌词。

就这样，留下了一个柜子，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用打碎的木板等凑起来的沙发，上面盖了人造虎皮，又堆满了书籍，都是从院子里堆放的垃圾中精心挑拣回来的，图书馆和医院、药房、电影院，以及包含了几万名党卫队员材料和照片的、极大数量的卡片，都被破坏，变成垃圾，堆在路面上。

我坐在长沙发的一端，脑子里一片空白，凝望墙上黑糊糊的一片，那是一个装饰，不知怎么会弄来长了福音书人物胡须的诺尔维德波兰19世纪的重要诗人。当装饰。

半开的门外传来楼道里大锅的声响。在这儿，在军官居住的区域，甚至在格仑瓦尔德庆祝会上分发马铃薯烧牛肉，也没有秩序，没人管理；每个军官都拿两三个碗，打储备的菜，夜里吃的菜。面包情况也常常不一样，配给的常常是每人每天才三百克。连当兵的都觉得少，更不要说当官的了！

编辑挤到了中间，盛出两大碗冒热气的肉。递给了我一碗。

“接着，吃吧，长胖点！”他说话简洁明快。用词造句的水平趋于完美。他有一点聋，和原来在比亚韦斯托克的一个记者住在一起，这个记者是个完全的聋子。他们那间房子里充满一种不安的嗡嗡声，像乱飞的牛虻似的。

我把羹匙慢慢插进马铃薯烧牛肉，细心挑肉。我已经不是饿得饥不择食了。因为格仑瓦尔德战役，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升马铃薯烧牛肉，加了调味汤汁。

“你知道，我就喜欢待在屋子里面。”我对编辑说。他把打字机和油印机推到窗户前面，舌头发出声响，准备享受美食。我接着说：“可以把书都摆出来，夜里把裤子挂在椅子上，在床上睡觉。一个人待在屋里呀，那才叫舒服呐！”

“或者两个人！”编辑粗声道。

“跟第二个人？”我咧着嘴说，感到厌烦。

“我的意思是跟一个姑娘。你和一个女的搭话，我看见了！”

“有什么奇怪的呢？熬过了集中营，也该这么着了吧？”

编辑是在一九四四年华沙起义之后被关进集中营的，就在婚后不久。

“也许我会和她逃到西方去。”

他放下羹匙，翻着眼睛看我。

“嘿，你看，”他开玩笑说，“你就知道逃跑！狗崽子，诗也不要了，书也不要了吗？你不怕外面的世界吗？要是挨饿怎么办？”

我感觉受到羞辱，推开饭碗，把脸朝向窗户。在碎裂的玻璃上，阳光化成彩虹一般的、孔雀翎般的色彩。

“喂，别泄气。”编辑站了起来，抚摸了我的脸一下，“上帝啊，我跟你在一起。我这个样子，是你造成的嘛。这次抢肉行动，你参加啦？”

“参加了。”我很不情愿地嘟囔，“你可以写文章。一定引起轰动的！”

“发生真正轰动的事，是用不着媒体的，我亲爱的小青年。何况，托卡莱克神父是不会允许报道的。因为我们是政府的报纸！”

他掰下一小块面包，蘸了点肉汁。

“你逃跑成功了？”

“当兵的放过了我。会英文走遍天下。我对这些美国牛仔说，我是普通人，偶然到了那儿，又说了说自己的经历。他们连连点头，有一个还向我伸出手来。你知道斯泰芬吗？”我问，“在集中营当营房长的？”

“那个癞货吗？我就在他那个营房里，最狠毒的。”

“一个恶棍，”我说得刻薄，“他打人，为党卫队效劳，就是要当室长，要戴上袖章。把他派到小分队的时候，他是无精打采的。做样子连三天也没有顶下来。不是当狱卒的料。”

编辑连连点头。他倾斜饭碗，喝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