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过，爱上了一个天主教徒。他是共产党员，不喜欢犹太人，”她抱怨得天真，“他十分爱我。我不能对他说谎。真的，我怎么能呢？”

我凝望着她的眼睛，沉默中表示同情，表演得很好。

“德国人刚走，他就参军了。顺便说一句，那是在谢德尔采。我用军邮给他写了一封信，就逃走了。很容易，唉，多容易啊！”

“也没有等到他回信？”我感到惊奇。

“我怕他写回信……”她停顿一下，“他像右倾反犹派青年一样。我……真的不能说谎啊！不愿意！情愿人家叫我犹太佬，情愿波兰人躲避我！”

几个男人从旁边跑过去，碰了我们一下，消失在走廊拐角处。院子里传来高昂的呼叫声。

窗口进来的烟钻进楼道，一根一根细长带子似的贴在顶棚上，像蜘蛛网。

“我很理解，”我轻率地回应，勉强控制住了下巴的颤抖，“你很勇敢，恐惧带来的勇气。但愿我能像你一样。”我一口气连续说出：“去散散步，好吗？到这个营地的外面去，那里有松树，释放出春天的气息，我也还哪儿也没去过呢。也许是怀念广阔空间怀念得要疯了吧，我愿意步行到东方去，或者到西方去。但是，放弃收集到的书籍，又舍不得。不过，和你在一起，”我亲切地紧握她的手一下，“我走不远的。不安全。”

我皮鞋发出的声响更活泼了，我一只手提着裤子，干燥而扎人的布料像荨麻一样讨厌。楼道里已经传来盘碗的叮当声。午餐时间到了。胃里翻腾，像牙疼似的。院子里也传来呼叫声。人们又在楼道里奔跑，拥挤在门口。那儿大概有什么事发生。

“明天，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姑娘松开手，说，“谁知道到哪儿去呢？在一个营里逗留一天，在第二个里逗留一天……永远都是陌生人。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厌腻！”突然几乎又像耳语，“一说到巴勒斯坦去，我就害怕得发慌。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是单独的，私人生活中的犹太人——是的！可是，在犹太人村庄生活，挤牛奶，养母鸡，再嫁给一个犹太人吗？不，不！”她高声呼喊，好像是我让她这样似的，“我也许会逃跑去读书。但是这样也好，那样也好，你我永远不要再见面。不，”她果断地强调自己的思想，“永远也不要见面。很遗憾啊。也许我会爱上你呢？”她觉得我的目光有趣，微笑了一下，“你会听别人说话，和罗麦克一样。就是谢德尔采的那个。”她简短解释了一句。

我拉住她的手臂，猛地转过她的身子对着我。她突出的胸部几乎碰到我身上，我浑身血液顿时沸腾。

“永远不再见面！”她挑逗似的说，嘴角颤抖，“但是……”她拉长调子，“这样更好。”

我放开手，感到扫兴，可是这时候，她却靠紧我的手臂。

“你说散步，什么时候？”

“午饭后，好吗？”我低声回答，表示同意，“换岗的时候容易一点。去吧。”

又有几个男人跑过楼道。最后面的一个回头，招呼我们，气喘吁吁地大声嚷道：

“走，看看去！镇压行动！军队带着卡宾枪！”说着咚咚咚地顺着楼梯下去。

姑娘没有回话，径直奔向房门，我在后面追赶。我们走到院子里。人群在门口走动。大群大群的人退到广场中部，乱哄哄地向两侧分开，因为像水上行船一样的吉普车开来，上面站着士兵，美国人，晃动着卡宾枪，威风凛凛，很吓人。突然，第一辆车发出开枪的声音。人群像受到惊吓的鸭子一样乱动乱挤，报以敌对的呼吼，却又立即安静下来，奔向军营里的草窝。全部窗口立即挤满受惊吓的人脸。从指挥部门里走出副官，一看见车上的大兵，他就发呆，然后默默地后退到台阶上，而大主教正十分威严而显赫地站在那里。

姑娘全身发抖，我把她拉到身边，太突出的胸部在我双手下面柔软地低垂下来。她信赖地靠紧我。

“畜生，”她咬牙切齿地骂，“唉，真是畜生！代价再大，也要从这儿逃走！一起逃走吧？”她双手抓住我的手。我腹内空空，像夹脚的鞋让我感到一阵一阵的疼。

“这是这些厨子干的，”我们前面的一个人说，“是他们招来的美国人。用上了大铁锅，就得意忘形！下午也不愿意播放伦敦的电台。在窗户下面大呼小叫的！特别是在一号灶做饭的那个，把一碗马铃薯泼在人家脑袋上。小伙子们造反了。不过，应该不动声色才对。抓了一两个人，就对这个反基督低头了，完蛋。可是，该怎么对待波兰这个民族呢？”他很沮丧，沉思起来。

“已经给他们记了账，”另外一个人安慰道，“一个星期之内他们不会再折腾的。他们不会再活着来到营里的，我告诉你。”

一层房间的所有玻璃都沾满了油污。在房间内部弥漫的尘土阴影中，在成堆的破烂物件中，有人在走动，尽量拾起还能用的东西。看守一层大门的士兵的钢盔反射着阳光，很刺眼。他们不知所措，等待着。这个时候，汽车转向大门。

就在这时，一伙人，紧挨着，从军营对面一侧出现，狗一样猛地通过空荡的广场，直接到了指挥部。中尉带头，就像低垂脑袋的公牛，斯泰芬跟在他后面。他搂住一个姑娘的腰部，姑娘却尖叫着挣脱。另外一个人从旁边上来，搂住她的脖子，拉她，安抚她。其他人很快靠近他们，围住他们和高大的科尔卡，他比周围的人都高出一大截。他用棍子驱赶一个系着白围裙的人，把他的手扭在背后。士兵们从对面过来。

我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