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失去了均田制继续推行的物质条件。

　　唐朝建国初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0　年）全国户数不满300　万户，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全国户数增至819　余万户。农户增加近两倍，而耕地不可能倍增，加之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归私人所有，不再交还国家所有，以及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大量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这样，国家掌握的土地愈来愈少，而人口益众，土地不敷分配的

　　①　《旧唐书·高祖纪》。

　　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③　《旧唐书·王缙传》。

　　问题日益严重，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丧失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再次，封建政府的赋役日趋苛重，也促使了均田制的破坏。

　　早在贞观年间，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封建剥削就与日俱增，尤其是徭役的征发，原来租庸调法中规定的所谓减免办法，一概成为一纸空文，以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马周上疏指出："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①。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魏征也上疏说："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②。史载当时河西地区（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兵役粮运，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③。在所谓"贞观之治"的年代，赋役已经这样苛重，后来更甚。唐高宗时裴守真曾上表称："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④。武则天专权时，赋敛益重，为此狄仁杰上疏着重指出："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①狄仁杰还指出："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②由于剥削的残酷，已导致不少地区农民举行起义。到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非常繁荣，而剥削尤为苛重，"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苛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③。官府任意苛剥农民，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杨）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杨）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由于赋役的繁重，农民无力负担便纷纷逃亡。户籍失实，伪诈甚多，使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

　　为了维护均田制，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的征发，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宇文融建议检括逃户，于是唐玄宗命宇文融充使推勾。宇文融陆续奏置劝农判官29　人分行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唐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可免除6　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到开元十二年（公元724　年）结束，得户80　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主土地兼并的现状。

　　①　《贞观政要·论奢纵》。

　　②　《贞观政要·论慎终》。

　　③　《贞观政要·议安边》。

　　④　《唐会要·租税上》。

　　①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②　《旧唐书·狄仁杰传》。

　　③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唐统治者为了增加财赋收入，还采用"摊逃"的办法，即将逃亡农民所担负的租调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分摊征课，其结果引起更多农民逃亡，造成辗转增多的恶性循环。失掉土地的大量农民，或者沦为大地主的隐匿佃户，或者流散逃亡，或者武装起义，以致天下课户愈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日蹙。

　　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之后，一切典章制度均无法贯彻实施，均田制亦名存实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改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从而宣告了均田制的最终瓦解。至此，自北魏孝文帝创建均田制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唐，共约三个世纪之久的均田制，便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完全废止了，而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与地主庄园经济便日益发展起来。

　　2。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唐代的庄园有各种名称，如田庄、庄田、庄宅、庄院、山庄、田园、田业、别墅、别业、庄、墅、园等等。庄园经济在南北朝时就颇为发达。唐代，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迅猛发展，庄园经济也就日趋发达，尤其是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