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③。足见百姓所受损失之大。再次，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但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封建统治者又把徭役加到了人民头上。最后，两税法的实行，使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30　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④，正如陆贽所说的："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⑤。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仗势少纳或免纳两税，他们同官府相勾结，照样"广置田产，输税全轻"⑥。有的地主贱买农民土地，仍逼迫农民缴纳赋税。

　　总之，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均用制以及租庸调制废坏后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因而它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因而实行后不久，各种苛敛又重行征收，人民的负担仍然继续加重。⑤　《旧唐书·食货志下》。

　　①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②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③　同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

　　④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

　　⑤　《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

　　⑥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

　　六、唐中后期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关、函谷关以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代宗初即位，郭子仪上疏，称：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②。就连没有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③。

　　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又返回故里，回到土地上，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④，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北方社会经济一般恢复比较缓慢，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发生战乱，总有大量百姓南徙避难。自汉末至南北朝，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安史之乱时也是如此。叛乱平息下去之后，唐政府掌握的户籍数字大为下降，如开元时，总户数为7417185，元和（公元806-820　年）时则仅为2368775　户。其中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元和时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20，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30，鄜州（今陕西鄜县）的户数甚至仅及开元时的1／40。而南方一些主要州郡的户数却大为增加。如苏州增加了48％，鄂州增加了100％，洪州增加了64％，饶州增加了228％，吉州增加了19％，襄州增加了194％，郢州增加了93％，唐州增加了89％，衡州增加了33％，广州增加了15％①。其中有不少是从北方迁来的人户，如苏州户口中，自北方迁来的占1／3。人口增长表明劳动力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朝后期，在江南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在东西道采访使辖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50　余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鄮州（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②。其他还有，如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为了防止海潮，曾在今江苏淮安至南通一带筑堤，长142　里，起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至于中小型陂塘更是广泛修凿，如宪宗（公元805-820　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陂塘598　所，得田12000　顷①；穆宗（公元821-824　年在位）时，浙东观

　　①　《旧唐书·郭子仪传》。

　　②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

　　③　《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

　　④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听壁记》。

　　①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96-　104　页。

　　②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

　　①　《韩昌黎集》卷二十五，《韦公墓志铭》。

　　察使元稹"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②。这些兴修的水利，大大地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江南农民还修建了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了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③，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④。因此权德舆说："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⑤唐朝后期，南方很多地方都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