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在《古文尚书》小序中，指出《尚书》本

　　①　《愙斋集古录序》。

　　为"王之号令"，"《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汉，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又指出《尚书》"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

　　陆德明对儒家之礼治是相当赞赏的，《三礼》小序指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郑子太叔云：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左传》云：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教之设，其源远哉！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于周公，代时转浮，周公居攝，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对儒家礼教的如此推崇，在唐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礼教之设"，的确集中体现了儒学思想"入世"的品格。礼教是保持封建等级制度秩序的基本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言论只要不违背礼，君和臣，夫和妻，父和子均分别保持忠义、主从、慈孝的关系，整个社会就会安定。要防止魏晋南北朝分裂的重演，要巩固空前的全国一统局面，儒家礼教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陆德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没有采取夸大、拔高的神化方式，而是着眼于扎实具体的研究整理。让我们看一下他在《经典释文》中的"《春秋》总序"和"《左传》序"所表达的观点。《春秋》总序云："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此序上述文字大致是选取了《汉书·艺文志·春秋》小序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精要之言，而没有采取前人另一些通行提法，没有把孔子说成"圣人"，也没有把《春秋》评价为"圣人之意"，"百王之法"，"万世准绳"等等，也没有接受以《春秋》明灾异的神学迷信观点。只是如实地把孔子描写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学者，以改编鲁国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文字隐晦，是为"免时难"，避免"当世君臣"的报复，因而有《左传》、《公羊传》。。等对《春秋》记事进行解释。对《春秋》价值的肯定，在于其"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

　　在表达了上述较为笃实、谨严的"《春秋》观"之后，陆德明又对以往的《春秋》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春秋》总序中除说明《春秋》的成书经过及主旨外，还说明了《公羊传》、《谷梁传》的来历，传授系统，立于学官情况。尤为具体的是，对授者与受者的姓名、郡望、朝代、本人身分或官爵、是否"博士"。。等有关情况都有记载。因《左传》最为流行，陆德明在《左传》序中单述其传承情况，并增记了若干学者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还简要记录了《左传》几经周折被朝廷立于官学过程。

　　最后，陆德明说明了《经典释文》注释三传所采用的底本。《左传》用西晋杜预注，《公羊传》用东汉何休注，《谷梁传》用东晋范宁注。

　　应提及的是，陆氏作《经典释文》之时，《左传》独盛，另二传衰微。

　　但陆氏慧眼独具，对三传都进行注释，对于《公羊传》、《谷梁传》流传后世功莫大焉。他说：《公羊》、《谷梁》"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可见，陆氏虽重《左传》，但也不废弃另外二传，有明确的为后世保存较完整的《春秋》系列经典之意。三传互补，可以对《春秋》有较全面的理解。同时，三传本身也是展现儒家政治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思想的不可缺少的典籍。因此，陆氏兼注三传，是颇有远见之举。

　　《经典释文》是整理儒家经典的一项艰巨工程，层次较高，成就较大，这些都为当时和后世所公认。那么，陆氏本人的思想动机是怎样的呢？他对自己这项工作是如何评价的呢？

　　首先，他认为前代注音之书存在一些问题，对于人们钻研儒家经典不能起到"指要"作用。他说："夫音书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著作虽多，但也出现"偏尚"。具体表现为，或是"质文详略，互有不同"--这是指文字繁简和文风方面的问题；或是"专出己意"--这是指著者主观随意性过强；或是"祖述旧音"--这是指著者过于拘泥缺乏探索。这样就使得儒家经典的音注之作，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解说和观点，就像各人面貌不同一样。再加上著者所处地域不同的因素，"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更造成了音注的混乱。著者对于"是非"和"轻重"的判断，只依据个人"所闻"、"所习"而定。上述混乱和问题，使"后学钻仰"儒家经典，"罕逢指要"，缺乏一种较为可靠的工具书。

　　其次，准确理解字音字义，是领会经典意旨的关键。"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者毫厘，谬以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