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①筌同荃，是竹制捕鱼器；蹄，即系蹄，是捕兔器。筌和蹄的价值在于捕捉鱼和兔。如果说捕猎的目的需凭借筌蹄来实现，那么，领会经典的意旨也需通过准确理解具体的文字才能做到。对文字的理解如发生小的错误，对意旨的理解就会发生大的偏差。陆德明这里谈的就是弄清楚文字音义与掌握儒家经典意旨的关系。以此说明，《经典释文》虽形式上是音注诠释一字一辞，但实质目的在于准确理解和传播儒家经典的思想观点。

　　第三，针对前人之失，《经典释文》在撰作上突出几个特点。如"循省旧音，苦其太简"，陆氏一方面增加音注诠释之字辞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一方面尽力将每一选注的字辞解释清楚，必要时罗列数家之说。又如，针对"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现象，陆氏花费大量劳动，从亲身研究中寻求经典的本义，一方面是"研精六籍"，即精审研讨儒家《六经》；另一方面又"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即广泛涉猎诸子杂家各种典籍，寻找核定儒家经典文字的旁证，再参校《三苍》、《尔雅》。陆氏就是以这样的功力和方式，试图去除前作之弊，"救其不逮"。据陆氏《经典释文序》，此书始作于"癸卯之岁，承乏上庠"。"癸卯之岁"即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　年），"承乏上庠"即任职于国子监，当时陆德明仕陈为国子助教，此书陆续撰述达数十年。至贞观中陆德明去世后，唐太宗见到此书大为赞赏，此书方大为流行。因为《经典释文》正符合了唐初振兴儒学的需要，构成了唐初对儒家经典统一文字、音注、义疏三环节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3。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①　《经典释文序》。

　　②　《经典释文序》。

　　唐初不但统一儒经文字、音注，统一儒经义疏的工作也在进行。所谓"义疏"，简言之，就是对儒经文字及前人注释的较为详细的解说。义，是大义、含义；疏，是疏通证明，串讲。义疏的特点是逐字、逐句串讲经书文字，其所凭藉为前人注解，同时也对前人注解再进行通俗的解释。

　　贞观中，唐太宗因儒经"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五经义疏》，后又诏改为《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对于前人关于儒经的种种繁杂的注疏，来一番彻底的清理。不管是南学北学矛盾，也不管是今文古文之争，更不囿于哪种师传家法，将前人之注疏均一律作为资料看待，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翦其繁冗，撮其机要，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之说，对《五经》的文字内容及思想观点作出了统一的标准解释。《五经正义》一举结束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说纷纭局面，统一了儒学思想。这是唐初统治者为适应政治大一统需要，在思想领域内统一思想的重大举措。孔颖达是撰述《五经正义》的中坚人物，在经学史上有突出地位。他生于北齐武平五年（公元574　年），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8　岁时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遍读儒家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为一名知识相当渊博的青年学子，尤其精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并且"兼善历算，解属文"，在家乡以教授学生为务。隋炀帝大业初年，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集各郡儒生会集于东都洛阳，让他们与国子秘书学士论难争鸣，"颖达为最"，表现出精深儒学造诣。由于他年少，"先辈宿儒"耻于居颖达之后，竟暗中收买剌客企图杀害他。幸亏礼部尚书杨玄感惜颖达之才，让他住到自己家，才躲过暗杀。这场辩论过后，颖达被留在朝廷任职，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颖达进入李世民慕僚之列，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颖达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又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太宗即位之初，留心政事，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唐太宗很欣赏颖达的儒学造诣，曾向他求教。一次，太宗问颖达：《论语》上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颖达答道：圣人设教，是引导人们谦虚谨慎。自己虽有能力，也不自高自大，仍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才艺虽多，仍以为少，还要向才艺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自己虽"有"，但外表要像"无"；自己虽"实"，但外貌像是"虚"。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之德，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炫耀自己聪明，以才凌驾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短处，拒绝臣下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背离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颖达这一番话既解说了儒经之言，又有现实针对性，太宗"深善其对"。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颖达任国子司业，这是国子监的副长官。太宗崇重儒学，而颖达作为儒学权威的地位，也得到了举朝公认。颖达"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颖达与诸儒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咨决之"；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成书后，"学者称之"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