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人，也不害物。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在这里，辛替否也是"援道反道"，以道教宗旨反对奢华的佞道之举。

　　总的看来，初唐、中唐时期，一些坚持儒家思想、立场的士大夫，对咄咄进逼、日益兴盛的佛教进行过一些批判。有些批判虽然言辞激烈，慷慨激昂，但是立论的基础只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缺少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新意。而且，由于对佛教思想了解不够，批判缺乏理论深度。有些批判则开始变换角度，引用佛理经义来反对佛教泛滥的种种弊病，当然这也无法真正撼动佛教的理论基础。

　　4。吕才、李华、卢藏用的反迷信思想吕才、李华、卢藏用的批评矛头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佛、道二教，但二教中的落后部分是与神学、术数迷信有联系的，因而这节置于此。反对神学迷信，是中国思想史上相沿已久的一个论辩主题，上述三人是初唐、中唐时期的踊跃争鸣的代表。

　　吕才（公元600-665　年），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官至太常博士、太常丞，以博学多识闻名于世，通晓天文、乐律、医学、方伎、舆地等多种学科知识。他著述很多，但大部已佚。他的《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等遗文，保存在《旧唐书》本传和《全唐文》中，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吕才在贞观年间奉唐太宗之命，与学者10　余人整理刊正社会上流传的阴阳书。吕才本着"救俗失，切时事"的宗旨，运用无神论观点批判种种世俗迷信表现，"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①，遭到了阴阳家、术数之士的反对，但比较符合儒家经典义旨。

　　吕才对于算命看相、观风水选葬地、以五姓附会住宅方位等的批判，主要采取三种方法。

　　其一是"稽古"，即根据历史事实驳斥。例如，按照禄命之说，人的贵贱寿夭是命里注定的，看相算命可以推算和预言。而吕才引前人之语称其"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是以假话骗取钱财。他以著名历史人物的年月生辰为例，先以禄命之说推算，再核以史实，证实其"不验"。秦始皇的生辰为"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可史实却与这种禄命说相反，秦始皇身为皇帝，"有始无终，老更弥凶"，"计其崩时，不过五十"。吕才一连举出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等五位生辰可考的皇帝之生平，证明"禄命不验"。

　　其二是本证，即运用矛盾律，揭出迷信之说的自相矛盾处，使其不攻自破。如关于姓氏的发音决定住宅及门户的方位，吕才认为这种说法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如果说人的姓氏按发声分为五类，以分别与五行相配，姓张与姓王属商，姓武姓庾属羽，这可以说是按声韵划类，但是，姓柳的属宫，姓赵的属角，这就与音韵无关了。而且遇到姓氏为复姓，更不易区分类别了。

　　其三是以"自然之理"察之，否定随意编造的迷信说法。如关于丧葬之法，本来"无吉凶之义"，可是从事迷信职业者却要"加以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这充分说明丧葬中的阴阳迷信之说已造成社会危害，"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然而，阴阳葬法的起因是"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各说吉凶，拘而多忌"。因此要究阴阳之本义，吕才认为，"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阴阳之大义与丧葬之吉凶无关，是巫者"附此为妖妄"。吕才又引用儒家经典《孝经》、《易经》和史实，说明"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名位、官爵是变化无常的，"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而"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从这简单对比中就可以看出，"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

　　卢藏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任左拾遗，唐中宗神龙年间官至中书舍人。

　　他有感于社会上迷信之说流行，"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于是著《析滞论》，意在探讨"亨衢之通论"①。

　　关于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卢藏用认为，国之兴亡，人之成败，起主要作用的是人事而不是天道。《析滞论》采用了答客问的编写方式，"来客"询问，"天道玄微，神理幽化，圣人所以法象，众庶由其运行"，"从之者则

　　①　《旧唐书》卷七十九《吕才传》。以下引此，不再注出。

　　①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下引不再注出。

　　兵强国富，违之者则将弱朝危"，"先生亦尝闻之乎？"卢藏用引用《易经》之言和先秦史官史嚚之语，明确表示"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他没有完全否认天道的作用，但比起流行的"天道决定论"则大大前进一步。他不认为天道能决定"众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