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从事。这样，赵、陆二人便可以随时随地切磋《春秋》经、传。赵匡一面因啖助学说而加"损益"，陆淳则一面"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775　年）而书成"，即今天所见《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随即，陈少游又荐之于朝，诏授陆淳太常寺奉礼郎。

　　陆淳入朝后，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等州刺史，与韦执谊相友善。此间，又另撰《春秋微旨》3　卷、《春秋集传辨疑》7　卷，都是阐发啖、赵学说的内容。这三部书，传本较多，尚缺系统整理。为翻阅方便，"四库全书"、"古经解汇函"、"玉玲珑阁丛刻"等丛书都收录了这几部书，可任取一种了解大概。

　　顺宗即位，韦执谊为相，征召陆淳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为避皇太子名讳，改淳为质，史书多称其为陆质。陆质与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结为"死友"，参预了王伾、王叔文发动的"永贞革新"活动。当年，陆质病卒。

　　啖助的学说，起初几乎不为人知，历经30　余年，始由陆质而闻名。细论起来，这一学派的形成，首创其说者推啖助，充分发挥者为赵匡，整理推广者是陆淳。三人之间，啖、陆为师生，赵、陆为益友。这有吕温代陆淳所作的《进集注春秋表》为证，表文见于《全唐文》卷六二六、《吕和叔文集》。前引陆淳《修撰始末记》，亦只称啖助为"先生"，而呼赵匡为"赵子"，赵与陆显然没有师生关系。而《唐书·陆质传》以陆师赵、赵师啖，实是一大谬误！

　　2。颇具特色的解经新意第四章讲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的《春秋正义》只尊《左传》，而置公羊、谷梁二传于中经、小经之列。当时学子，则仅知有《左传》，不闻有公、谷；多知《左传》史事，少闻《春秋》义理。但当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现状恰似孔子所处时代--"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如果再尊《左传》，岂不等于承认诸侯可以挟天子的历史，成为现实中割据者们的口实。这是中唐以来最高统治集团极不情愿，也最担心的事情。事实（史实）虽然不能够改变，但又不允许其成为什么"以下犯上"的历史"根据"，就得另外想出一种新的说法来。好在这样的说法，老祖宗那里早就有过。解释《春秋》，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而公、谷两家不说史实，只谈义理，正可以从中发掘适合需要的"根据"。在这种背景下，啖助不仅亲身感受到安史之乱的祸害，还目睹了浙东刘展的反叛，于是决定通过史实与义理的对照，重新认识《春秋》经意，"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集中了啖、赵学说的精华。《春秋微旨》3　卷，先列三传异同，再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春秋集传辨疑》7　卷，专述啖、赵攻驳三传之言，以赵说居多。其书内容庞杂，主要观点和贡献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啖助对照《春秋》，比较三传，认为在三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季世"，唐尧、虞舜之化难行，但"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应当"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并再三强调：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欲勉善行，救国之弊，革礼之失也。①赵匡发挥啖助这一思想，说得更加简明而形象：《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

　　把《春秋》视为医治社会病症的针、药，运针问病自然就要对症。赵匡将《春秋》"指要大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兴常典"，二为"著制权"。郊庙、丧纪、朝聘、蒐狩、婚娶，"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即以礼仪制度防备社会病症。对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者，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是为"著制权"，即用"圣心"治理社会病症，或者说用"圣心"所"穷"《春秋》之"精理"，"从宜"、"因时"救乱①。

　　其二，"以史制经，以明王道"。

　　啖助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伤主威不行"，所以要"首王以正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其"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高矣"，尊王的宗旨十分明确。对于董仲舒、何休等人"黜周王鲁"说，啖助用怒责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的语气斥之为"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啖助集注经、传的最高准则就是为了"尊王"，企图以"尊王"这个"理"来进行说教。即所谓"《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②。赵匡进一步归纳《春秋》宗旨说：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③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来"举三纲，提五常"，以此为"彰善瘅恶"的准则，实现"尊王室，正陵僭"的目的。针对安史之乱后皇室衰微、藩镇强大的局面，赵匡更是多所发挥。《春秋》中齐桓、晋文之霸，盟会侵伐，三传皆无义说，赵匡多所"损益"。如书中《盟会例》篇赵匡云："王纲坏，则诸侯恣而仇党行，故干戈以敌仇，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为常情。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

　　其三，"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啖助在论说《春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时，提出："夏政忠，忠之弊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