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却好骑牛。文学家王绩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常常"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唐高宗时，昆山人史德义隐居虎丘山，以琴书自适，有时骑着老牛出没城镇乡村。高宗闻其贤名，特召到洛阳，授朝散大夫职位。这种乘牛风气只限于文人墨客隐士之中。陆路运输工具　这时期，陆路运送物资主要用牛车。唐朝初年，李巨为河南尹，当时市场上都用牛车转运物资，李巨见有利可图，便对出入市场的牛车征税。唐朝前期，从东都含嘉仓往长安运粮食时，洛阳至陕州段都是"雇民车牛以载"。宫廷的运输任务中，马车不够时，也用牛车。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宫苑使王元平为庄宗选采宫人，竟达千余人。"车驾不给，载以牛车"。

　　除牛车外，还有用驴、骆驼、马进行运输的。隋大业九年（613　年），炀帝下诏，命关中富人按家产的多寡出资买驴，到伊尹、河源等地运粮。最多的人家出资万钱，购驴数百头。《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路上没有粮食，"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五代时，用驴运输更加普遍。开平三年（909　年），后

　　①　款段马："款段"形容马行的迟缓。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梁太祖敕所有衙署官员，自今后经过各州县时，没有敕文不得征用州县的驴为自己运货。用驴运货与用牛车同样的普遍。

　　长安及西北地区，骆驼的使用也很普遍。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诗人张籍写有一首《凉州词》，描写了西北地区骆驼运输丝绸到安西四镇的情景。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马能载人、驮物、拉车，有多种用途，所以也受到人们喜爱。近年来，在长安及洛阳等地大量出土的骆驼、马和驴载人、运货的唐三彩模型就是这种风气的有力证明。肩舆的盛行隋唐五代时，乘车之俗已经很少，但骑马总不免劳顿之苦，因此一种取代车的交通工具--"肩舆"应运而生。肩舆，实际是抬着走的"轿子"，最初只有宫廷中才使用。初唐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威严的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来使。六个宫女抬着"步辇"，步辇旁有两个宫女拿着很大的宫扇。这里的"步辇"实际上是一种肩舆。辇是车，用步代替车轮，故称"步辇"。所以《隋书·礼仪志》说："今辇制像招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宫廷中用肩舆十分流行。

　　唐代皇帝常常特许年老有疾的大臣乘肩舆入宫。房玄龄晚年多病，太宗召许房玄龄可乘肩舆入殿。少师李纲有足疾，太宗赐步舆，让他乘步舆至殿阁参与政事。除官员外，僧人也被赐肩舆。武则天曾赐肩舆给僧人神秀，让神秀入宫讲经。有时候，皇帝赐肩舆不仅仅限于一个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年）四月乙亥，赐百官宴，"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五代时，晋高祖和周太祖都曾将"白藤肩舆"赐给近臣。

　　在民间，乘肩舆之风也很盛。名士元德秀，以孝道闻天下。开元年间中进士，但他不忍离母而去，便"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五代时，张策"与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这些都是妇人乘肩舆的例子。年老有病的人，也多乘肩舆。白居易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张承业是唐末五代间的宦官，曾劝阻李存勖即帝位。承业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肩舆为后世轿子的风行开了先河。

　　水上交通工具　由于水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时期船的使用更为广泛，特别是在江湖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长江中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可达数千艘，甚至与岸上的屋邑"殆相半"。当时，船只成为渔民的生活依靠，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船。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当时人还根据各种不同水域的航道特点，以及所需船只的功能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船。如航行在长江中下游的商船，常常是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载货可达万斛。

　　唐代的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船采用钉榫结构，还用桐油和灰涂缝，结构上采取了设置水密舱壁，把船体分割成许多部分，从而增强了船的抗沉性能，并扩大了装载面积。1973　年在江苏如皋县发现了一艘唐船，完全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畏远行在隋唐五代的民间行旅风俗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即畏远行，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敦煌变文《父母恩重赞》说："儿行千里母行千，儿行万里母于先"，表明子女外出，父母是很挂念的。子女出入又不依时节，致使父母愁伤。《敦煌曲子词》也说："作客在江西，寂宴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外出远行存在着心理的畏惧。"父母在，不远行"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旅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