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旧唐书·儒学传序》云："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国家自永淳（高宗未）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公元705　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710－711　年），仍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旧唐书·儒学传序》）先天元年（公元712　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下诏诸州县选送"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750　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