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公元766　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他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投戈而讲"（《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834　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校》）。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投林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

　　（《全唐诗》卷六○六）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中、晚唐官学教育衰颓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较之贞观、开元年间，政治局面极为不稳定。政治斗争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动乱之中，这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二是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上。中、晚唐以后，物质资料的生产停滞，经济不景气，财政拮据，中央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教育，只好叫官僚们出"光学钱"、"修学钱"，如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采纳国子祭酒郑余庆的建议，抽取文官俸禄给修两京国子监；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采纳国子祭酒刘允章建议，令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库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方，其窘可知①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则教育的发展自然无望。

　　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冲击。韩愈认为任凭你有多么远大的方略，宏伟的抱负，如果不从科举出身中谋取官职，那就什么也办不到，这就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科举中去找出路，学校教育自然大受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中央官学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在唐朝统治的二百八十九年中，作为学校主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它对于元、明、清的学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学校设置。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