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进士科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唐会要》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改更，旋即仍旧。"（《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常兖为相时，"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爵禄所劝，风行草偃，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与后来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已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扬绾在《论贡举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旧唐书·杨绾传》）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唐宣宗挽白居易的诗中有这样两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诗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学童幼而读诗，长而考诗。这种考诗的制度和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训练，普及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从幼年起就注意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显然，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是同当时以诗取士，以诗歌作为教材分不开的。

　　第二，教材与古文运动的勃兴。唐代初期，有萧款士、元结、梁肃、柳冕等人提倡文章的古体。柳冕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是由于"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他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这种理论，由韩愈来发扬光大。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他主张文学为载道之器。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文学主张是反骈重散。他在《进学解》中向学生介绍主要教材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技于百家之编"；"上规姚姒，诨浑天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他把《五经》，子、史之书列为自己的必读书和文学典范，也就是他开展古文运动所用的教材。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了他对文学的主张和他经常使用的教科书。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浩，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他认为一方面要在儒家典籍里求圣人之道，同时要参读于史诗赋以求其文辞。这也就是柳宗元教学生学习古文所读的教材。

　　由此可见，中唐古文运动的勃兴，除了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韩、柳等人采用这些教学内容，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文选》作为教材的影响。《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又称《昭明文选》。人们能从中读到六朝以前各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曹宪始以《文选》授诸生，魏模、公孙罗、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郢间讲授，诸生自远而至，传其业。从此，对《文选》的注释与研究，便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唐文上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唐代流行这样的话："《文选》烂，秀才半"，可见《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它对唐代科举，尤其是对进士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李善在《上文选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準的。"杜甫也说："少精《文选》理"。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论诗示王香》中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这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唐代诗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5）唐代教材在国外的传播唐代学术对日本影响深远。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元明皇帝时，仿唐制设大学寮，并在大学寮中讲授儒学经典。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　年）入唐留学，专攻儒术，"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他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成为大学助教和博士，继续传播儒学，并建议从唐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是为日本尊孔之始。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隋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和《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左传》、《公羊》、《榖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