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任教的名人有唐时的颜翊，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珦等。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中达三十余年。李善道任洞主时，学生百余人，皆为时望。宋弼任助教，学生质疑向难，详加剖析，造就不少人材。据马令《南唐书》载：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中，谓金陵，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弼至，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峰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已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这是关于白鹿洞书院初期教学活动最详尽的记录。宋初明起任白鹿洞主，学生数百人。这说明，在庐山国学时期，除了采取"个别传授"的教学形式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论"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

　　此外，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白鹿洞的教学授徒，大概除了传授与研习儒家传统的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庐山国学诸生，有的长于军事、政治；有的"精于经史、能为文章"；有的以文学盛名；更多的则能诗，善诗，以诗盛名于四方。国学里甚至还发生过学生讼诗的案件。《全唐诗》中至今尚保持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文也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从唐末到宋初，在白鹿洞就学的名人有伍乔、江为、杨徽之、刘式、刘元亨、蒯鳌、殷鹄等。伍乔是庐州人，在庐山国学读书数年，苦节自励，对《易》经探索精微。江为是陈贶的学生，在白鹿洞读书二十余年。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刘式在南唐读书于白鹿洞时，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是当时的一种日课。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一百多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地尊敬他。

　　五代宋初的白鹿洞书院，已有相当的影响，培养了一些人才，并且显示出书院教学的某些基本特点，诸如选择环境比较安静、交通比较方便的校址；确定固定的、有长期保证的经费来源；选派有相当造诣的教师掌教；学习内容广泛，相对自由，少受科考牵制；师生之间质疑向难，学徒之间互相切磋；师徒各有专攻，各有所长；大师悉心讲学授徒，四方学子闻风聚合等等。这些都对以后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科举考试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有两种性质：荐举和科举。

　　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是乡举里选的荐举制。

　　"科举"一词由来已久，各时代都有其确定的内涵，而其共同的核心却是设科举士。隋唐五代时有称为"科举"者，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但更多以"科第"、"科选"称之（称"科第"者如赵璘《因话录》卷二《商部》上云："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称"科选"者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条云："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通典》卷十五《选举》讲唐代科举及第之时说："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径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径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此处所言"科第"，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常科，已明确含有分科选人之意。

　　杜牧与高元裕讨论科举问题时说："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况国家设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沿，则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书》）接着他历举唐朝十九位名臣的科第出身，包括进士科、下笔成章举、制策科、宏辞制策科等。联系当时诏书所说的"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完全可以肯定杜牧所谓的"科第"，即分科举人之意。

　　"科举"、"科第"、"科选"，均突出"科"字，可见今人诠释"科举"为分科举人，正合古人原义。

　　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这在当时的典籍中早已明载。《唐六内》卷书《尚书礼部》云："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谐。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通典》卷十五《选举》亦曰："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

　　总之，"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即白丁能不能解褐为官，一切都以考试合格与否为标准，这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在选举中是否实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不仅是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而且是科举制与选举制度中其他入仕杂途，诸如恩荫、军功、吏道、赀纳、方技等最根本的区别。

　　（一）从"九品中正"到"设科举士"

　　设科举士的制度创立于隋。隋统治者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

　　用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