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必然。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取士"重门第"，取士权掌握在地方中正官手里，被豪门士族地主阶级所垄断；后者"重才学"，取士权集中到国家中央的吏部，最后由皇帝所控制。隋代由于封建经济发展，豪门士族地主势力日益削弱，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寒门庶族地主有了更大的经济地位和力量，要求参与政权。隋王朝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后，为加强皇权及适应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的需要，便采取了科举取士制度，集中选士权，团结广大庶族地主，解决地主阶级内容的矛盾。这是隋王朝为了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在政治上所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

　　唐人刘秩曾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典，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士著，萃处京畿。。。五服之内，政法王朝，一命免拜，必旧吏部。"（《通典·选举五》卷十七《杂议论中》）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实行，确实限制削弱了地方士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般地主参加政权的要求，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另一方面，隋立国之后，由于全国统一，中央集权制确立，封建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备，需要大批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各级官吏。隋统治者为了治国安邦，渴望因材授职，求得裨益于"政事之方"的有用人才。这从文帝、炀帝历次所下的诏书中看得十分明显。隋文帝登基伊始，即锐意收罗人才。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正月，"诏举贤良"之士。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曾希望"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之行。"并诏曰："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隋书·高祖纪上》）。此后又陆续下诏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要求"内外官各举所知"。他在死前一年还诏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隋书·高祖纪下》）

　　隋炀帝即位后，即降诏曰："。。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闰七月，他在诏书中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隋书·炀帝纪上》）尤其在兴师征伐高丽失败之后，炀帝于大业八年（公元612　年）九月，下诏曰："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士。。。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拨足行阵，出自勇夫。教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隋书·炀帝纪下》）

　　从上述历次诏书中可以看出，隋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巩固其政权，确有一种求得"人才"的迫切感。这也是其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的原因之一。企图通过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真正符合其统治需要的人才，这是实行科举制度的根本目的。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始置的进士科，但科举制度的建立也有它自身的形成过程。西魏时已经"罢门资之制"，当时认为"周氏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恺传》），也即选人不全凭门第。这说明北朝后期，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已经开始失去作用，正在发生变革。隋朝完成了这个变革。隋文帝废去九品中正制，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制诸州岁贡三人"（《隋书·高祖纪上》）。开皇十八年（公元598　年）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高祖纪下》）这里明显地看出在走向科举制度，接着炀帝始置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薛登传》亦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端。

　　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四月，炀帝下诏云："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仪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隋书·炀帝纪上》）在这里已明确地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

　　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