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则。。笑之以为狂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韩愈提倡师道，作《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柳宗元完全赞成。他也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很痛心，对韩愈勇于为人师的精神非常赞佩。他说："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还写了一篇《师友箴》，文中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诚人。"他将师友并提，强调了师生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深感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季才论师道书》等十几篇文章，专门阐述师道的重要，严肃批评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指出："道苟在焉，佃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同上），不重师道，道就容易被抛弃；道存，即使是奴仆和乞丐也可以和他交朋友；道不存，即使公侯也不必理睬他们。可见柳宗元是把师和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愈的见解完全一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不过，柳宗元所师之"道"与韩愈的"道"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只有能"当"于"人生之意"的东西才是"道"，强调"道"的实用性。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断刑论》下）这个"道"实际上指的是以"生人"为对象的"济世之道"。所谓"生人"，即"生民"，《荀子·礼论》用过这一名词。这个"道"是作为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而提出来的，即不要忘记"生民"的患难，要作有益于"生民"的事情。因此，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

　　柳宗元所谓"圣人之道"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是"中道"或"大中之道"。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立大中，去大惑，舍得而曰圣人之道，吾来信也。"按柳宗元的解释，"中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