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上仍然没有越出董仲舒以来儒家学说的轨道。但是，柳宗元在批评《管子·牧民》的"四维论"时，又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有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这又同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为了把儒家思想同佛老区别开来，曾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柳都同样重视仁义，以仁义为本，而这为本之"道"，就表达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五经"即是"取道之原"。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从而也规定了他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材。

　　其二，是"以辅时及物为道"，也即"辅时及物之道"。柳宗元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他一生"怀济世安人略"，念念不忘"及物行道"，认为"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即使在遭贬以后，也还是坚持"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人之道"，例如，他在《六逆论》中，对《左传》的"六逆"说就持不同看法，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者涉及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假若贵、亲而旧者愚，贱、远而新者贤，完全是可以"妨"、可以"间"的，否则就会招致败乱。这样，他就把儒家的择君置臣之道作了一番改造。这实际上是为革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改造"圣人之道"，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仅使传统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儒学的改造提示了方向。循此前进，后来的宋代义理之学，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政治伦理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其三，学必有师柳宗元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良师的教诲，就不可能成才；没有益友相辅，就不能增进自己的才识。只有获得良师益友，才能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成为"济世安民"的人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师友箴》）主张学必有师。他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送易师杨君序》）他还以个人切身体验，说明无名师指导，仅靠个人努力，再勤奋也不能得其要领，仍是学不好的，甚至会为人所取笑。他说：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谬谬■■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渐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柳宗元从中总结经验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所以，欲明道，必从师，无师无以明道，师道是不可废的。

　　其四、交以为师由于柳宗元把师与道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把教师看得很高，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足为师表者方可为人师。他感于当时师道不尊，不敢妄为人师以取辱，力避为师之名，主张"交以为师"。因此，他曾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其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者浅近"；或说"不足为"、"惧而不为"等等。当时有人对柳宗元拒为人师曾有所责备，但他解释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称》）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也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从上述申辩与解释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只愿尽为师之实，而不欲居其名。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在言道、讲古、穷文辞。其自谓有以此三者来问者，无不举其所知以答，是已具有为师之实。至于为师之名，他表示不敢承担，自认为才能和勇气都不能和韩愈相比。这反映了他的谦虚态度，也反映了他和韩愈是有所不同的。韩愈具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卫道精神，曾做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兴办地方官学，招徒讲学，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而柳宗元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