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的，也是先秦两汉无法实现的。于是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对外开放，对内宽松，才出现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封建大帝国。

　　这样的帝国必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成就。唐文学与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的气势磅礴，不受束缚。大唐时代的诗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说，能想能说，善想善说的人物。他们不像汉儒那样循规蹈矩；不像魏晋南北朝文士那样吞吞吐吐，曲曲弯弯，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讲理讲气讲心讲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样提心吊胆惧怕文字狱。他们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诸子百家那样相互争鸣。盛唐以诗而鸣，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现。与其思之、辨之、争之、论之、诘之、摩之，不如歌之、咏之、吟之、唱之、不平则鸣之，既平则颂之。大唐气象，包六合振环宇，天上地下，举世无双，无须乎争吵鸣放，但凭君肆意表现。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大辉煌，但那是争鸣的辉煌，争鸣表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自由精神与民主精神。大唐的文化辉煌却是一种充满表现的辉煌。唐以诗文而鸣，不是证明别人不行，而是证明自己伟大。

　　再说"兼收并蓄"。历史证明，凡大国文化，必须兼收并蓄；凡强国文化，亦必须兼收并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夜郎自大＝自取灭亡。

　　隋唐文学时代有极强的包容性，什么文化都不排斥。愿意信奉孔夫子也行，愿意信奉佛祖道祖也行；愿意入仕也行，不愿入仕也行；愿意做诗也行，愿意作文也行；愿意写古体诗也行，愿意写今体诗也行；愿意作古文也行，愿意作骈体文也行。大家无拘无束，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狂风骤雨，正好百花盛开。

　　隋唐主要是大唐文学的兼收并蓄，可以从方方面面展现，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不同民族间的共融，不同文化模式的共兴，不同文学流派的共鸣。民族共融。魏晋以降，民族矛盾激烈。华夏各族人民均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一方面民族冲突剧烈，民族间的矛盾有时势如水火，有你无我；另一方面，民族冲突的唯一出路，是走向和解和文化融合。隋唐文化的兴旺发达，在于其能熔各个民族于一炉，融万家百姓于一体。少数民族可以顺畅自然地接受汉文化，汉民族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民族共融，气象一新，无论那个民族出身，凡士人皆可入仕，贫民也可以因仕为官。所谓唐人有胡气，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唐文学才得以超越前人。

　　文化共兴。中国先秦时期，有一段文化自由--百家争鸣，诚为中国思想上的黄金阶段。由此生发，终于使中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虽短暂，贡献巨大；汉室兴旺，强国强民。但真正强大的还是文、景、武、昭、宣这个阶段。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选择。但这个选择无异于一把两面剑，一方面，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国势强大，思想统一；一方面又形成文化专制，不利久后发展。后来王莽篡位；后来桓灵致乱；后来道教兴起；后来玄学盛行；后来佛学东来；后来中原大乱；后来南北分治；后来隋朝统一。隋朝的统一是国家的统一，并非儒家文化的一元化，不仅并非一元化，而且真正地实现多元化。大唐王朝，是儒、道、佛共兴共存的王朝，因为它具有多元文化的共存共兴，才产生极大的包容性。因为有极大的包容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民族文化的潜力发掘出来。

　　虽说儒、道、佛共存，也有争论。但争论归争论，并没有完全限制谁的发展。不但没有限制，而且共同发达。表现在文学上，就产生了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唐代文学之所以成就历史的大繁荣，和他们兼收并蓄的品格有直接关系。他们不自满，不排外，也不压抑别人。他们不但继承儒家传统，而且也敢于藐视儒家传统。藐视也是一种继承，区别是不再神化罢了。李白"凤歌笑孔丘"，就是一种藐视。因为敢于藐视，才敢于创造。李白信奉道教，对谪仙人称号，沾沾自喜。虽然信道而不纯，但想象丰富，自有仙家气派。因为有这样一种文化契机，才产生了李太白浪漫色彩浓烈的瑰丽诗章。

　　道家影响很大，给盛唐诗苑以推动力。佛教影响更大，而且其影响广度不仅限于诗苑。

　　佛学东来，至唐而波澜壮阔。一些释家子弟，如寒山、如拾得、如皎然，都是诗国重镇。其影响，不但流传至今，而且走向世界，远播四方。寒山、拾得，新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亦无传。虽无传却有诗。不但有诗，而且诗题、诗意皆有心得。既有佛学之博大精透，又有释者之平易自然。寒山有《杂诗》十首，皆为五言。其一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风情高致，立意新颖。虽讲心，又比月；虽比月，却不是一般天上明月，而是秋潭之月。潭中月已然令人神往，心中月尤其令人清新。心中月，天上月，潭中月；潭中月胜似天上月，天上月何如心中月。心中有月即非空，心中无月何论月？所以寒山又说，"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寒山既不知如何说，后人又该如何读之？后人不知如何读之，毕竟天上月在，潭中月在。好一个寒山和尚，能把深奥的释家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