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我又走下楼，走到后院，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过去我起得早，喜欢在这里散步，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伸出头来微笑。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

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见一个学生。这样倒好，免得惊动别人。说实话，我自己也想不到会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没有主动地提出这个要求，虽然我满心希望能够在这个宁静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钟，可是我没有理由让同行的人跟随我寻找过去的脚迹。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过去，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怀念玛伦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这样我就到沙多—吉里来了。连远在武汉的“哲学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么？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揉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伞送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谊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