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这一次我又是满载而归，我得到了广泛的友谊。在市长的招待会上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但是从市政厅出来，我们就离开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我没有打听到古然夫妇安葬在哪里，也没有能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没有实现。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这次重访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过。重来沙多—吉里也只是为了扩大友谊。我没有登古堡，过桥头，可是在心上我重复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离开四十天的家，整理带回来的图书、画册和照片，我感觉到心里充实。我几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当空的蓝天，我怀念所有的法国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汉的“哲学家”，他来信问我：“不知玛伦河桥头卖花小铺是否仍在？你还去买了一束鲜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对那个宁静、美丽的古城有同样深的感情。他还记得桥头的花店，我们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里买花束送去。花店里有一个名叫曼丽的金发小姑娘，遇见我们她总要含笑地招呼一声。倘使她还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车上看桥头，花店还在，却不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没有下车停留。后来我才想：要是能够留一两天问清楚每个熟人的情况，那有多好。其实，凭我这一点印象，真能够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吗？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间发生了世界大战。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李尧棠）。

7月12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五年前在玛伦河畔一个小城的理发店里，我看见了我的第一根白发，这是那个老年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见短篇小说《发的故事》）。

[3]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

[4]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

22 “友谊的海洋”[1]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里写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给拉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我认为不理解我，并不是对我的敌视；对我坦率讲话，是愿意跟我接近；关心我，才想把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我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的见面。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我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我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都是面对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时间，我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说了真话，只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别人。这一次我们碰了杯，我说我真愿意跟他辩论一次，帮忙他弄清楚一两个问题。他说他今、明年还要到中国访问。我就说，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作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尽管今天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我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我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了解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们有时接触到我们设法回避的问题，也只是为了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我对他只说我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作“犯人”看待。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老师傅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