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情形剧变：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连他的书在内的。汉代反秦不仅翻一个个儿，董仲舒只认一个孔子，别的“子”一概都成了“下级”，孔学也就成了唯一的学。为什么会这样，我和朋友们茗茶闲唠嗑儿，说“因为孔子穿的衣服好”。

说到孔子在世时的际遇有点败兴，其实很平常的。他老人家讲学也并不像后来学子们整理得那样如圣旨谕言，比如他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肯定是随口一句话，被学生录下来，便成了“万世师表”的经典。

为什么说它是随口的？我的感觉，这句话与孔子的学说体系没有必然联系。仁义礼智信，女人怎么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女人不能吗？如果女人不在夫子眼中，他又何必老远地去“子见南子”？很可能的是：昨夜夫子遭了师母白眼欺凌，睡了一夜仍旧气愤不平，无处发泄，在课堂上牢骚了出来。“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反映的正是闺房后院的情态，也是孔老师的实在感受。他是述而不作的，学生便老实记载登录。

进了《四书》成了圣训。这么轻轻一句，两千多年间把所有妇女变成了“黑咕隆咚的苦井”中“最底层”的人。倘真的追究责任，竟是应该问问孔师母“是怎么回事”？

中国女人的地位就由此而确定。先是董仲舒，确定他的话都是对的，别人的话都可商榷，这叫“定于一尊”。从前汉到后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这个阶段的女人位置虽然低，也还算是人。经宋理学家一加阐释，把这归入“三纲”之中，成了礼教的核心部分。本来就低的社会地位又一落千丈。女人在世界各地大致都是受贱视的。但在有些国度，男人还给女人一点虚体面，可怜我们中国女人，一丁点透气的空隙都没有，一丁点萤豆光明也不见。

我一直这样看，中国男人的性心理不健全，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比如小脚，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见过，偌大一个人下边两只脚小如半只香蕉——他偏偏就欣赏，没有这个，他就阳痿！——这不奇怪吗？明明是愚昧，他偏要说“女人无才便是德”——这是要封杀所有女人的才，这不野蛮混账吗？

仔细想去，我生出一种略带偏激的想法，因为中国男人的性无知，知见都有障碍，除了性虐待狂这个文化心理，潜在隐藏的，意是对中国女人的妒忌与恐吓，已经限制了、欺凌了，践踏蹂躏得无以复加——好比一棵草，不浇水，不施肥，不让它见阳光——她居然仍旧生存，倘稍不留心就会冒出个武则天花木兰李清照来。如正常平等作养，会是怎样的“不得了”？朱元璋也是个性心理有病的，他说：“我若不是女人生，天下女人都杀尽。”他是个和尚，是性压抑的结果吧。

但这性压抑性虐待的起源，推溯回去，要从孔夫子身上找找由来。

“面人”效应

香港一家报纸前几年来采访，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初见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那意思是说我绵善，无横霸之气的吧？这句话混在几百句话中，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已经皆忘，模糊不知所云，唯独这几个字还印在脑子里，铸在心里，想起来滚烫、簇新。因为它真实，记者锐利的目光，只扫了我一眼，就击中了我心灵的这个暗区。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说，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恶霸、流氓，几乎都是在当时现场现世现报，立即倒霉吃亏，甚至丢了性命。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恶有恶报”那是真的，但有个“时候不到”的事。有的欺侮错了物件：比如拦路抢劫拦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满地找牙——这种事只是说说而已。有撬门人室的贼，在主人家突发心脏病，反而求主人抢救的事。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件事——一个梁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楼，双手扒着阳台沿喘息未定，谁知这家养了只鹦鹉在笼子里突然发话问：“你是谁？”这位大吃一惊，双手一松直落下去。这都是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它发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书中却是频频地，不厌其烦地，变着花样地发生。我也知道这不是“生活的真实”，但这是我的心理状态使然，我仇恨他们——那些仗势、仗权、仗力无缘无故整治压迫人的人。哪怕是这样，车匪路霸上车抢劫，碰上了持枪砸银行的在逃犯——这种事也自有几分舒心的愉快，读来令人解恨。比如一个在逃杀人犯突发“非典”，被隔离，被发现，治好了病再毙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这样积极地扬善惩恶，和我创作“社会小说”的宗旨是不切当的。这纯是我的个人心理在作用。我的这个家族，是个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华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一九三七年送一个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个我父亲。伯伯战死。父亲在空墓穴中藏身，与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亩地，困乏劳力用了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地富反坏右（派）那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我始终认为，祖父是深明大义的，个人却身遭不幸。因了他给我们的这个“成分”，真的对我们贻害无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是县武委会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样样积极，处处小心，一丁点不敢犯过，辗转到一九五八年，复又到一个县当武装部政委——退是没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没进。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谨慎微，小心、亦步亦趋地“照着社论”办事，影响得我们兄妹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