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种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献身。文天祥认为他的浩然正气，比生命的价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别的类比，“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从这一头来衡量，谁还有勇气对他们说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没有了君权，没有了三纲五常。没有了仁义礼智信——或者说约束力减弱了许多吧。民主了，有了法制与人身自由，中国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来做诗，告诉我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阳春白雪美丽得刺眼，就这四句诗，能真正做到的极为寥寥。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讲自由的，它那个领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对日作战、对朝战争、对越战争，士兵口袋里都装着上级发给的投降书，十六国文字——明白是说：你去给我打，为自由而战；打不过，瞧着小命危险，你就赶紧投降。可见“自由世界”的战士并不以自由为最高原则，而是“若为生命故，自由也可抛”。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权利都棚架在生命权上，没有生命，谈不上自由，也谈不成恋爱。

西方人这么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么一种价值观。就我对此问题的思索，要我们中国人依样画葫芦，怕是永远也做不来的。事关国家、民族的尊严，事关民众的生命安全，假使当“缩头乌龟”，当逃兵、叛徒，那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就要出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民族太需要奋不顾身起而奋斗的猛士了。这样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也不赞同许多媒体倍加称赞的“赤手对兵刃”、“勇斗歹徒”之类的事体。我曾和女儿谈过，我问：“假若遇到恶人，枪、刀子逼着你，你怎么办？”她说：“跟他打！”我说：“好孩子，这是要分情形的。如果是战场，或者他是要你的命，死活只是一拼。这很简单，拼不拼都是死，拼是出路。如果只是要你的钱财，你就给他掏，这是花钱买平安。当然，如果对手弱，不在你的话下，或者你有后援，那另当别论。总之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拼命。”

这话在媒体上早已被“批驳”过了，意思是说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勇于斗争”，助长了逞凶歹徒的气焰。但这种批驳不能让人心服，“空手夺白刃”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气焰要靠警察去杀灭，那就是他的工作，凭什么要手无寸铁的人和武装到牙齿的凶徒做无谓的性命相搏？毛泽东一代伟人，他在三湾改编时期，曾穷蹙落入敌手。他似乎是这样脱身的：掏出身上仅有的银元贿赂押送士兵，然后夭夭而走。据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的一篇回忆文章道，列宁在散步时也曾遇险，被一个歹徒威逼抢劫，列宁也掏出了钱财，买得平安而去。试想，他们如果硬拼，对俄国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列宁事后说：“只有傻瓜才会在要钱还是要命的关头作抉择。”是为至理名言。我们看到许多贵人高官，出入警跸森严，警察保安卫护，可见他们也懂这道理。只不明白他们为何在大会小会上冠冕堂皇，表彰鼓励平常百姓“勇斗歹徒”。所以我以为“见义勇为”是可贵的，但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美国在试验第一次核爆时发生故障，两块极板渐渐接近，眼看就要碰撞发生震惊世界的惨剧，一位科学家奋不顾身扑上去用手将极板分开，他自己因受辐射过度患病身亡。这种“双手掰开原子弹”的壮举，才堪称是真正的义行。

我们一直唱这个调子：要英勇奋斗，全社会动员（即全民动员），提倡见义勇为，为治安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实际上，首先要硬起来的不是弱小个体的平民，而是腰间有铜、手有利器、身有权柄的国家机器。个人的英雄风采固当提倡，如果依赖于此，那就是舍本逐末。

写到收束，又见极端。一家银行储蓄所遭匪抢劫，工作人员因未能“奋起”反抗，保护国家财产，事后被开除公职。双方诉诸公庭，工作人员把银行给告了，理由是银行未提供报警设施，也没有工作人员可供逃避的猫耳洞，银行也没有和职员订立“与钱财共存亡”的生死合约，凭什么不当英雄即是狗熊？

撞了永远不能“白撞”

沈阳、上海首先发难，定立新的交通法规。他们似乎有点想像个“国际都市”的样儿。摆这个谱儿。就这么着——在道儿上，倘使司机遵纪而行人违规，行人要负全责。这两个城市我都是去过的，印象都极佳。但这规定出来，我透过这“现代”管理艺术，却看出了他们无情的一面：汽车与人，是为之此地的走路通则与须知。我有点惴惴的，进这个城可得小心。倘不小心踏错了地儿，你就兴许进入“死亡区”，踏上鬼门关。

不管法规形成文件时为了逻辑的缘故，为了涵盖严密的缘故，说了许多很微妙的“弯弯绕”的措词来表达意图，百姓们还是一眼看穿了它的真髓，一语破的直截到位，叫“撞了白撞”。

表面看去，这法规公正得明白无误：你走道得小心，走人行道、走天桥、过斑马线、看红绿灯，别越过交通法规的雷池；汽车嘛，你走你的车道，也不可乱开一气，撞到不该撞的物事也是不能容许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怎的还会有交通事故发生？

这从汽车的角度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