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治疗中医生护士也“成批量”染病，同样只好“对症”——这玩意儿真厉害！

人命至重

前不久写了篇短稿子，谈一些城市设立非文明法规，汽车撞了违规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见中央电视台专题讨论此事，有事、有证、有形影、有理据，比我说得还明白：你那个法规有违天理，亵渎人情，不合国法。然而并没有见到上海、沈阳、郑州、武汉等市衮衮诸公有所回应，更遑论有所更张。

“人命至重”是个古老的命题。倘若非战争、非瘟疫、非人类不可抗拒之灾害，在理性社会里，没有哪个国家不把生存权摆在其他权利之上的，是为近乎公理的常识。

俄国在世界上树敌如林，但库尔斯克惨剧发生后，无论敌人、朋友，世界上所有关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为这不是战争，不应对此漠然，毕竟人命关天。

关“天”。还有比天大的事吗？没有。什么是“天”呢？我以为就是理性社会的人心。在世界历史区域中，分列着许多民族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区域，对生命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似乎有史以来就倡导着“轻生重义”。一方面是讲仁恕，也就是统治阶层对治下实际上的生存保障义务，使民众对社会的安全感产生信赖；另一方面作为教化，则讲究“士”与公民为了“礼”与“理”的献身精神，也就是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了。这种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与释迦牟尼分别创立的教义里都有那么一点点，但在他们那种宗教里实际上是说，只有最高级的圣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钉十字架、肉身饲鹰这样悲壮的举动，平常人倒是无须的：你老实做个好人，行善就行。只有我们中国与众不同，千年万年都讲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牺牲精神只是讲给大家听的，他自己是半点风险也不必担着的。老百姓们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访——其实心理很简单：皇帝老子，你享着福，抽空儿也来瞧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哪怕你带着什么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帮，再带上你的情妇（或者在途中临时傍一个也成）也好，只要肯来，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其实极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过，像电视剧里那般玩法却是没有的。

所以舍生取义只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说教，不适用于君，只适用于臣和民。打开历史去看，我们能见到很多循吏，只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还穷得掉在地上当啷响。能见到多如牛毛的烈臣、义民的传记，杀头、剥皮都不在乎，可他们维护的纲纪代表，却是一个混蛋透顶的无聊皇帝。当然，在他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