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有点蹊跷：办的是公事，钱却进了私囊。

纪晓岚的这则故事没有提那官的名字，或者是为亲者为尊者有讳，或者那人当时尚健在，揭了秃疤疮怕“予后不佳”。但我以为是苛了一点的，“诛心”太严了些：一个官员，知道畏法或知道羞耻，怯于舆论，不肯或不敢苟取非分，无论如何也算在守成自律里头的数。

倒是那群鬼们，不知见了今日那些以贿成政的官们的形容儿，该笑还是该哭呢？

关于奖的一点想头

战国先秦奖公战，戒私斗，于是秦人勇于公战，怯于勃谿之争。你为国家打仗，杀敌勇敢，打了胜仗，杀了外敌，就按你的功劳给你体面，给你实惠——爵位和俸禄；你打群架，争风吃醋窝里斗，对不起，那就请你蹲班房，做苦力，甚或杀你的头。这么做，“全国人民”的精神气儿不向内耗，全都冲着敌人去。虽然外头苏秦辈费煞心思瞎折腾，集五国之师叩关攻秦，倒被秦人打了个发昏。

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见到国家奖励最明白最漂亮的一段史实。后边的朝代似乎有点稀里糊涂的了。当然，奖还是各代都有的，只是没有作为整个国家大局的事来办，而是按“需要”去糊弄。武则天女人当政，心里不踏实，总疑心外头人在盘算她，需要耳目，于是便奖励告密，目的是排除异己，惩治贪官污吏，那也还有点效应的，却也冤杀了许多好人。朱元璋是惩重于奖，查出有贪污的就拿来杀头剥皮，可谓很有力度，不可谓不够心狠手辣，但他一死就人亡政息，明中叶后期吏治愈来愈不可问。雍正鉴于农业的“需要”，种地种得好的可以给个九品官。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殊荣重奖的了，然而他一死，乾隆皇帝便取消了这制度。我猜乾隆未必是故意与父亲闹别扭，很可能他以为他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这黄历了。

这么看，奖惩便成了阶段性的事，成了局部的应急措施。吃不饱饭就奖农业；穿不好衣，物用不足便奖工业；钱不够便奖能人，奖能“引进外资”的；治安不好便奖警察，悬赏举报人；要打仗了，赶紧去奖杨家将。

我并不觉得上头这些事做错了，相反我以为做得小了，不够大气，或者时髦一点说是不够“宏观”。今日要做此事，就在此事上花钱，明日彼事出来，再去……哪个葫芦漂上来紧着就去按哪个，对，我看就是按葫芦，不是弹钢琴。按葫芦是没有谱子的，弹钢琴是心里有数的，有谱。

就历史上的这些事来观照，我看愈是做得明白公开，便愈是做得地道。愈是奖重惩明便愈是激励人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是件偷偷摸摸的事，贴了告示去干，言必信，行必果，而且绝无反悔，才会有好的效果。

好的风气，好的道德，勃兴的事业，应该奖励。对于阻碍这风气、道德和事业的人事则要痛加挞伐。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实际做起来，却常常是按“需要”来的。

顺带地我也说一点切实感受。近日听说香港的中学生们给了我的《雍正皇帝》一个奖。我心里便是大的喜欢，因为中学生们纯真，绝不会装模作样故作高深地掩饰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再就是绝不会几个人坐在沙发里喝着什么饮料叽叽哝哝——商量着给某人一个什么奖；再者，他们也不会收受什么意思意思的包。别人不给我奖，我自然无话可说，给了我，我就有了这个“想头”——这是题外话了，以谢意回报香港的同学们。

“收”与“散”

我其实并不爱刻意地去收藏什么东西。如果说收集——这倒是有的。脑子里没有“藏之名山”这一条概念，看什么东西中意就买来，看够了，没用了，破烂了，也就随手扔掉。这都已经大半辈子了。心思只有一个“集”和“散”的想头，没有“藏”的意识。佛家在认识世界上有很多独有的理念，比如就“世界”二字：“世”，是有“蒙蔽”的意识，“界”则有一个又一个连环套的“空间”，人们就是在蒙蔽中在此“界”和临“界”中穿越和流动。因此，钱财呀、地位呀、势力呀、富贵穷通这些玩意，都是“蒙蔽”中的幻相，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昙花一现就流走了。也许是受这个哲理影响吧，所以，我一向认为收藏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集”与“散”才合乎顺乎事理。

我人过行伍，常常自侃是“丘八秀才”，有时更密一点的朋友面前，还自嘲是“土匪文人”。倘说我有什么优点，“念旧、恋旧”算是一条。旧物是曾为你作出过贡献的，旧人是“与时俱进”地和你同步行进的，老朋友倘无发现他有品行上的毛病，我是不肯他离开我的。旧物呢？我有一条破腰带，当新兵时发的帆布八一扣带子，现在还闲置在家中，一个“老鳖壶”，行军时叮叮当当挂在腰间的那种水壶，绿色那壶，说了一堆那壶的优秀质量和卓越性能：“无论如何比塑料瓶子强出百倍……”但她不屑一顾，坚决不肯接受这些优点。

还是要喝塑料瓶子矿泉水！真是活见鬼，老子的壶不好吗？

还有一个破茶缸，也是铁做的军用茶缸，底部破了一个指顶大的洞，一直刷牙用。但它漏水太快了，十几秒就全部给你漏光。有一次心情不好，看它漏水，气不打一处来，随手甩到垃圾堆里，朋友见了笑说：“这是文物呀，而且是二月河用的，留下来将来后代……”

后代怎么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可以卖钱——是“名人”二月河用过的——或者有某种纪念意义，这是往好处想了。

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