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下山的人就会被晒死在山上。聪明的人捡一点立刻下山，贪婪的人来不及下山那就死在山上。

中国的太阳山在什么地方？很遗憾，我以为最高峰是在官场。我们的官位级别，也就像一座高高的山，金字塔形的，有着稳稳的基础。从村、乡、县、市……这么一层层“上去”，有着一层层的阶梯式的攀登道路。在这座山上，只要你“知足”，取得你应有的金子，大致可以说是安全的。规则可以说极明确，只有低头捡金子，不看天的人，太阳出来，就会被晒死。

成克杰被晒死了，胡长清、慕绥新、戚火贵们就是这样死的。还有成批量的人，在太阳临出之际，一刹那间逃到异国他乡，成了吃金子利息的外国富公。这算是暂时的侥幸。我信及他们的日子，绝不会比我们乡里的放羊老头或者城里的板爷过得舒心自在。因为他们头上始终悬着太阳，一旦照到就完。

人的两种本性——贪婪与恐惧，在太阳山捡金子时的形态，表现得最为充分。我相信洪昭光教授的话：贪官不长寿——那制约他长寿的要命因子太多了。但我更相信，宁可不要长寿，捡金子捡到日上三竿的人，仍旧会我行我素，只要那山上有金子可捡，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人有的是。这不是我说说或者执太阿之柄的人说说或吓唬吓唬就完事的事。我们的反腐手腕硬不硬？与列国相比，我认为强度是够的，然而强度与力度不会是一回事。

秦始皇似乎一开头就想到了这回事，他设御史，就是监督官员们遵守游戏规则：太阳出山前必须住手——到后来无论世局怎么翻云覆雨，后人竟没能有些须更易。我们的纪检和舆论批评也就是这个作用罢。我已经说了，腐败与意识形态无关，任何思想体系的政权都有面临“社会糖尿病”的事儿。但腐败与社会制约、社会环境却是有关的。有这座山，没这座山，山上有没有金子，与捡金子的人数是有关的。

十届人大修宪，有了“以人为本”这个理念，但愿这座山的山基有所松动乃至更移。

悍贼，汉贼

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治贪，大到“副国级”，顺延数去到“副股级”，佐亲未入流的弼马温之类，杀却了的，关起来的恐怕要算是“历史之最”。据我掌握的历史资料，唐宋元明清，这些法统清明的历史时代，没有哪个能和我们的“力度”相比。

但其实效，我却以为“一般般”，杀掉的多，仍在前仆后继；关掉的多，冒出来的似乎更多，有点“野火春风”味；更遑论逃出去的，——算得是太阳山上的撤溜，捞够了，或是见势不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三十六计走为上，到外国作寓公去了——报端介绍，这群贪官在美国仍是阔气得不得了，让世界首富国的公民惊羡不已。

写到这里，我竟无端地想起《红楼梦》里的话，套起来叫“看破的遁人了美国，痴迷的断送了性命……乱轰轰，你暴露了我来干，且把国家当我家……”如果说这是一群贼，也堪称历史之最，史载所无的一大群——剿不完、杀不灭、打不死、训不顺的“悍贼”。

也可以称为“汉贼”的。也许这样称更贴切一点。他们既是民族的贼，也确实与民族不两立。

建国初毛泽东杀张子善、刘青山，可以说整个官场为之悚然变色，颤栗惊心。现在搞一个“厅级”已经是“毛毛雨了”，除了他身边几个有关的人或有余悸余悲，“他人亦已歌”，大家都很无所谓的了。

什么原因搞成这样子呢？

A.整个风气坏；

B.整治措施无力；

C.官员都是建国之后的人。

这需要作点解释，中国的腐败风，正规地起于青萍之末，应该是从“走后门”那辰光滋生，这个腐败小小的：要办事，弄个炸药包（点心）手榴弹（酒瓶），把后门弄开……其来也渐，其入也深，浸润也广，——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来，那种苦行僧的生活一下子消失，有酒可以喝得昏天黑地，有肉可以胀得脑满肠肥——尽吃尽喝愈弄愈大，且是上下一致“与时俱进”，血糖指数达三十，阳性到四个加号，尿糖试纸：黑色。

就整治情形来看，我认为当局决心和腕力都是颇有可观的。但明摆的事实是措施含糊，缺乏制度支持。武则天肃贪，是弄一些密告箱，用私人特务网巡察，确实冤杀了不少人，但这不失于一种制度，就治贪本身，也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雍正治贪，是用密折制度。他不设内阁，躬亲朱批这些私人奏折，对各地各要员的情形相当熟稔，这种制度我以为对官场的“他律”儆戒，确实有极大震慑。我们呢，“文革”之前有“三反五反”等运动，其它的政治运动也连带有肃贪力度，是“运动治贪”。后来没有了运动，其它措施跟不上去，贪风也就渐炽渐烈，成燎原之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这只能说是办法。世界整个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团体，“发现”了危害自身的异类而仍“不查处”的。问题本质是在“怎么发现”，而不是发现了“追究不追究”。就“办法”而言，我的看法也是少了又少的了。

而贪官那队伍呢？却是不断“成熟壮大”炽盛得成了气候。现今的干部队伍已经没有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很简单，这江山不是他打的，也就是说这家业不是他创的，他敢情就不爱护、不心痛。负责任的少了，巴结者混混儿“上去”的人也就多了。再就是贪官本来就有较高智商——纪晓岚说过类似这般的话：君子未必有才，而小人莫不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