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倒也指挥如意。那些乌龟王八就这样，你戴上面具，凶神恶煞也似，他就听你的——结果久而久之，柳毅的假面和真面合二为一长在了一处，再也摘不掉了。

这个故事是有点意思的。有位做官的朋友和我促膝谈心，说到“架子”问题，他不无苦恼地说：“不当官时憎恨官架子十足的官僚。当了官才知道没这玩意不成。有些人，向他摆架子他怨你，和他‘打成一片’他又腹诽你，甚或放肆得没上没下‘根本指挥不动’，所以，为了工作，该摆还要摆。”联想到柳毅，不也是“为了工作”？就真实的社会情势而言，多数人心里还是渴望和期盼真诚，但“真诚”这东西一放在名利场，显得那么脆弱，那样苍白无力，那样无用，聪明一点的，便戴面具，这只一宗不好：戴得久了长在脸上变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来也真奇怪：颖悟、灵秀、明慧、风趣、优雅、爽健，这些极美极好的素质与宦场无缘。就是文章也一样，一般而言，文章做好了就要“害爵”——官星不旺。岂止文章，什么样常人喜爱的常性，都“憎命达”。因而又有“人无风趣官必贵，案有琴书家必贫”之说。

这是因为他成了“神”，不剥脱了人性，神位坐不牢。

如今是连和尚也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的人，谬种花样层出翻新。文人也有这个级那个级，被名利枷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趋上，蝇营竞奔，从心理角度说与官场宦海并无二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欲横流，使名利二字和金钱扭结在一起，卖猪头肉的在电石灯下点钞，会说“我是部级干部收入”。而许多道貌岸然的达官名流也真的垂涎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计算自己的积蓄，计较往来礼节的实惠，有了守财奴的味道。病态的心理加之病态的世情，使许多不同层次的人格扭曲变形，就像金屑和粪土被屎壳郎一股脑儿团成了圆蛋——成了无法正确评估的——混蛋。

我历来不大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变成文人。已经有人说我“狂”，按我自己的说法，是“嚣”，我以嚣避嚣，而嚣以为应该嚣嚣相通，既不相通，避嚣也就成了嚣。这本是一种自卫——是脆弱无力的表现，反被视为嚣张，用一句文言话说：“其可怪也欤！”

就算是在宦海中沉浮升降，在文人名利场中厮混，也不是什么丢人事。之所以“避嚣”，除了觉得太费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众人”。无论事业成就大小，诸朋友前总谦虚“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和他空应酬。就是这一套，要真的“不吝赐教”起来，没有几个不“色变”的。像小孩子的鸡巴，或大人吃足了媚药……那活儿，一招惹便勃然而起（包括搔到痒处的兴奋欢喜），谁敢乱触？夫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我愿我是平常人，愿是一颗平常心，惟退避三舍而已。

和特别杰出的人不好打交道。就算是孔子，不讲温情，和你整日仁义礼智信说起；是朱子，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地闹起，交起朋友况味如何？交个阮籍那样的朋友，一句话说错，甚或碰巧他吃醉酒昏头厌与人语，就翻白眼。就是李白吧，让你给他脱靴磨墨，（顺便说一句，高力士绝非胁肩谄笑的小人）恐也使人不堪忍受。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囿，文人只是政治权势场中的附着物。文天祥史可法闻一多朱自清那样风骨的并不多。阮籍傲睥狂放，“口不臧否人物”，李白诗才豪放，你读读他《与韩荆州书》，还有一股可怜兮兮的媚气。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论道，真有敌人雄赳赳打来，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见，倒是秦桧居多。就不是秦桧，他也准就先逃了。

算了，先打住了。

太阳山的故事（一）

近几年因为反腐的缘故，在电视上经常地可以看到“不幸”罹法的官员。我是研究了半辈子“形象”的人，自然异常关注他们的“临庭”或者“临刑”表情、表现。

什么样子呢？有的在庭对辩论时言语喋喋手势翩翩；有的似名家演讲，依旧气宇轩昂；有的深沉相对法官听众俯仰自若，静聆对自家的起诉，不时翻阅自己手中辩稿，偶尔瞟视一眼周围人众情绪反映——一如平日在会议讲坛上准备发言指示神态。

有的面带微笑，从容表现，频频与在座熟人点头致意。这有点像——宴席未开前的东道主人：啊，请坐。真对不起，饭不好，菜也一般……这几天忙，久违了……

有的肃穆威严，额头皱眉注目庭上——那法官许是他的“老下级”：最近工作怎么样？

有的……

也许读者说，也许这都是轻刑，有期徒刑，最多无期死缓，轻轻重重与性命无碍，所以他们才沉得住气。然而也似乎不是的，慕绥新就有点从容就义的派头，胡长清的镜头也看了：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去镣——那似乎是深夜，他好像刚睡醒那样平静，步履沉稳地在镜头中消失了。成克杰到底官最大，表现也最“优秀”，他打毒针伏法前，像平时出门一样与留守他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这一段的“服务”！

看着这样的镜头，旁边围观的朋友往往嗤之以鼻：操妈的，这时候死到临头还在装！

我起初也以为是“作秀”，后来看多了，又仔细想想方才悟出来，这一切的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居然都是真的，他真的是有这份素质与力度。

我小时候看过镇反运动。捉到的国民党土匪，拉去枪毙，有的也是昂首挺胸，健步服刑，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