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行，成就共事业齐飞。从“苗子”起就是娘呵护照顾出来的，这么着“起小”到如今，哪还有个“不好”的！

我呢？我“起小”在部队当兵，他们玩“火柴盒”时我在挖煤、扛麻包……他们宴喜笔会时，也许我在《红楼梦》里神游，在无边无际的历史资料中苦折腾……作家协会是作家的娘家。我也是这样认为，只是我的是后娘而已。后娘也是好的，一样关怀照应，冬送炭夏赠冰，只有一条，你不能在她怀里随便撒娇。当然，这只是个比方，也许作协看我是亲儿子。这完全是我的问题，是我自设的心理障碍。老乔典运在世时，我们相处得好，一同到郑州几次。他住的房间每天高朋满座，来的人无论生熟，几句话便“进人”状态，插科打诨，谈笑风生。我的呢，也有，但极少，来的也只是为了礼貌和我客气几句。握个手道个哈哈，就到老乔房里“说段子”去了。我常坐在他们旁边默默地听，也跟着笑一笑，但我的感觉是个旁听者，是个不受排斥的“外人”。和老乔谈这件事，他不经意说了句话：“我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几乎起小就一处。”

等到《康熙大帝》出到两本，乔介绍我人省作协时，我已是41岁的人了。我不是苗子由作协培养起来的，而是地里突然蹿出疯长的一棵怪苗，或者一家子中突然闯门而入进来的一个汉子，对老太太讲：“我要申请加入……”

这么看，能水乳交融得吗？其实我早该领悟到这一层的；我每到北京，抓起电话，头一个便打到冯其庸家，再打便是张庆善（红学会长）——不由自主地便找“娘家”，和庆善们一处也是笑语喧哗，但一到作家协会（其实我也就去过一次）立刻便严肃庄重起来，便……“那个”起来。这其实是“历史”缘分的结果。

这事不算“事”，这事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作协的什么毛病，是交往史在作怪。我想还是“随缘”的吧。

对盗版的回答

这些年，“知识产权”成了热得炙手的话题。由这话题衍射到作家队伍，那说法便是书的盗版。

这是很新的名词了，我们老祖宗写的史书里头没有。其实就我而言，应该是极度憎恶痛恨盗版商的。我的社会身份里头就有保护作家权益这一条责任，我的书在市场上也很有点卖相，盗版商不纳税，这损害了国家利益，不给我付稿酬，也是亵渎了我的劳动，我兜里也少了不少（肯定是天文数字）“铜”。然而“应该”是应该，我极少对此提出批评。今年在北京，开人代会，一家报纸请我给编辑们讲讲。有人提了这个问题，我答：“对于盗版，我的心理和感情是复杂微妙的。”

倘说“盗版好”，我不敢。它违法，二月河你敢说它好？你不是和法律对着干？我没有这个胆。我自己是盗版的深受损者，倘若心里还夸盗版那我就需要看心理病的了。

然而我对盗版商恨不起来。且是，我对我的同行高张义帜大肆挞伐，声色俱厉，激切陈词……征讨盗版，“窃以为……”不能理解。我的心理阴暗到这种程度，看到这类激烈文章，坐在沙发上掩口而笑。

我说“阴暗”许是真的。盗版与“强盗”、“盗窃”同族。我不恨，还不够阴暗吗？

我的书早就被盗版盯住了。1990年前后吧，出版社在南京做了个调查，仅《康熙大帝》一书就有八种盗版本。从那时过来这多年，也是“与时俱进”愈演愈烈。有人问我这些年受损若何，我粗作估计“大概两千万吧……”哇！两千万呢！

如若躺在被窝里想：我可以在南阳滨河路边修一座大型别墅，买三辆汽车吧，一辆自己坐，两辆接送客人机动使用，三个司机兼做仆人，再要一个女秘书，当然还得请个保镖，谁的武功好呢……这么着想，一觉醒来，发现原来还是那个二月河，他的本名叫凌解放！妈的……就像《渔夫和金鱼》那首诗里的老太婆，跟前仍是那个洗衣盆；又像萨克雷的《名利场》里头的蓓基，身前只剩了个小卖摊……这么着，非发疯了不可。我看有的同仁，提起盗版那种憎恨，那样声嘶力竭，歇斯底里，气急败坏……心里很是不怀好意：是不是君子刚刚做了个什么梦？

前年春节，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来，直称“我是盗您的书的，我……想送您一点……钱吧……”我说：“我不问你名字。咱们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钱是决不能收你一分的。”这是盗得不好意思了。也许是见我被人偷了也不骂，更“不好意思”了，来找我找一找他的心理平衡。但不论怎样，他算一个“盗亦有道”的人。

其实我的心思也很简单，盗版书对穷读者有利。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事我原本不晓得的，十年前吧，第一次碰到盗版我的《康熙大帝》，一问价，是原版的三成。我当时真大吃一惊，这件事让我想了“良久”。我知道了，出版社付给我千字三十元的“优惠稿费”是个什么含义，知道了书的利润，也知道了“三成”里头也还有赚头。现在的下岗工人是什么境遇？两年前听一位工人讲，他们是“三线厂”，在深山农村，过去是农民来偷工厂的设备卖铜铁。现在农民告工厂，说工人把他们地里的菜根都偷吃光了。还有一个真故事，一个双下岗工人家，妈妈带孩子买菜，腰包里只有两元五角钱，买完菜还剩五角钱，小孩子闹着要吃猪头肉，妈妈把最后的五角钱掏出来，卖猪头肉的说：“五角钱的肉怎么称？别处买去。”妈妈为难，孩子哭得很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