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子“迪”，出了厅还得想办法去工作、挣钱。而满洲旧人子弟，生下来就领一份“工资”的，虽不算“富贵”，却是不工作也有饭吃的闲人。除了吹祖宗、摆空架子、装阔、玩鸟、遛狗、种石榴树之外，也还有些“副业”的好处。有的写一手好字，有的画一幅好画，有的鉴赏古董，有的制作时髦玩具，讲究饮食的还成了美食家……再多数竟成戏剧鉴赏家。他们在园子观剧、在茶馆清唱，和品茶一样，是“玩功夫”，一个台步错了角度，一个水袖甩得出彩，指法灵动新奇，韵味出了格调，全能看出听出，说出评出——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不要工钱的演员“票友”，说下海便能下海，演出的能耐不弱于“角儿”。

这是一批人，算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现在恐怕已经绝了。但政治家，那些王公贵族，除了艺术之外，更关注戏的教化与风化养殖作用。现在我们见到的《铡美案》、《下陈州》、《打龙袍》、《六月雪》等诸种名戏，其实就是我们几百年的“传统样板戏”，岂止“十年磨一戏”而已？只要稍加留意，戏剧的“自动调节”作用便可发现。风化糜烂、德行有亏之时，《铡美案》便出风头。吏治败坏，冤狱生，《六月雪》乃至各种“势剑金牌”便出台生辉。由于统治层的精心经营——他们实在是“寓教于乐”的老祖宗——社会有什么风，台上便有什么浪：“戏台小世界，世界大戏台”竟是一字不差的真实写照。我们前些年搞运动，搞运动就必然错整了好人。一般地说，运动完了后便演《三岔口》——好人黑地打好人——一场误会，您别生气见怪。挨整的满不平怨愤的戾气，一笑之中悄然化释。这就是“作用”。

现今的电视剧，这般作用也还有的吧。问题是多了滥了，也就完了。比如反腐倡廉，原先高涨过的这热戏，渐渐也温度不高，戏的质量有问题，老化也僵化。事情也太平常些，戏演了白演，不演白不演，白演谁还演，且说至此吧。

由《雍正王朝》热播所思

中央电视台八点正播《雍正王朝》。

山西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在播《雍正王朝》电视剧；台湾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在播《雍正王朝》；马来西亚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要播《雍正王朝》，已经是第八次播出，仍有死忠观众收视不误。

《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出来的。当初媒体蜂拥前来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答：“五十九点五分。”唐国强去年来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员）表演艺术，是谈剧本。”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问题的。一本白话文本，怎么会改编得变调？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我打五十九点五分，观众可能还要认为我在“保卫自己”——其实跳出“我自己”这圈子，我还是赏识这出戏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们的演技，不能打这个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疗治，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被病魔折腾得一点气一点力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法制社会，它都腐蚀，因此它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贿被拿，临刑之时写的检查认罪，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胡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抑或是什么“拜金主义”，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那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比如按期缴钱不撕票（杀人质）等等，哪有允许人暗室受贿颠倒公理的“世界观”？

正因为这是最令人厌恶痛恨的东西，当你抨击恶攻它时，人们自然就“心理迎合莫名欣慰”，——现实中招人恨的贪赃之员，刘和平在电视剧中替我们宰了——老包铡了陈世美，秦香莲们一齐叫好。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大。一位是武则天，她设“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一个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洪武时府吏衙门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让后来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要穷遍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地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平，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

在我看来，武则天和雍正都是“贵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