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格致”其理，以至于弄得病了一场。这也是当时文人的一种时尚心态：在理学中钻牛角尖，仿佛是做得十分认真。一旦“事”来了，大家都真相毕露。待到清兵入关，大军直逼金陵，这群宝贝又在一块“聚议”，一说要从福王逃走，一说“社稷为重君为轻”，要留守社稷——换句话说，就是要替新来的主子看家，而居然就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当日清兵入城，天降大雨，文武百官整肃相迎，五尺多高的“手本履历”几摞子码着，等待接收，冠服袍褂淋得褪了色，红水殷殷满街横流。这也是颇为滑稽的一幕：上头受降的是志满意得的洪承畴，下头投降的是他许多门生故吏。都是汉人书生，主子却换了满洲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叫阮大铖的人，这时的表现尤为奇特。看过《桃花扇》的人大抵都知道他会编曲本儿，而且会表演，爱附庸清流，是个亡国名流。他的履历很明白，先附魏忠贤，又结马士英，再投满洲人，带着清兵攻打仙霞岭，僵仆石上死——单这么几句，无论如何不“生动”，他的“事迹”其实是好看煞的。他去见魏，“每投刺，辄厚赂闻人毁焉”，连个名片都不留存。魏忠贤倒台，穷搜党羽，明知他是魏党，偏就找不出证据。他整肃魏，连带着扫了东林党，伙同马士英整倒周延儒，接着又和马士英反目。借“妖僧大悲案”造假名册，无论好人歹人、君子小人统统一网打尽之。钱谦益一代学儒大匠，甚至让小妾柳如是牺牲色相巴结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人简直荤的素的、臭的香的、五颜六色、垃圾古董、玉佛金人、鸡毛蒜皮一囊而尽，乱划拉齐毁坏，说不清他是什么道道儿、什么个东西。亲近朋友都瞧他有病了，他说：“古人不云乎？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明白说话，是世纪末心态！于明末、晚明政权，可以说阮大铖一点好事正经事也没做，偏是降清之后，他的劲头突然大增。他这时已年届花甲，清兵“内院”怕他鞍马劳顿，阮大铖慷慨陈言：“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打到仙霞岭，大家都骑马慢行，只有阮大铖牵马徒步行进，说：“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率先直赴极峰五通岭。好半日大家才喘吁吁爬上来，远远见他坐在石头上“呼之不应，以鞭掣其辫，亦不动。视之，死矣”。单看他的简历，恐怕永远想像不出这个老不要脸的奸徒如此归宿吧？我是用心读了《儒林外史》的。心里犯嘀咕，品不出滋味，觉得像进了洪洞县，内头何以就没个好人？再翻明史才晓得，那都是红尘滚滚中的小巫，正直清白如海瑞的、三杨的可寥如晨星。如《五人墓碑记》那般激切壮烈的也极少见。后来才知道它写得老实，说了一群侏儒和变侏儒的故事。当然解缙、阮大铖们这样的“跳梁”也是少数。但燕鹊鸟雀窠学坛，满朝皆簪缨侏儒，也是明亡缘由之一吧。

盘点我书中的“爱情”

爱看我的书的人是不少的，有大学教授，也有引车卖浆者、汽车司机、搬运工、公务员、穷学生什么的一大帮。似乎也不大分阶级阶层，从高官显贵到死缓犯人，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些意识形态相悖，人生阅历落差极异的人中，都可以觅到《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读者。海外读者去年还赠了我一个“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作为一个小说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

我一直认为，专业读者是评论家，一般读者也是评论家。从狭义的角度说，自然是专业评论家“牛”些个；但从广义角度说，决定一部书的根本命运的，则一定永远是那些“一般”人。看过书之后，无论你是“专业”的抑或是“一般”的，肯定都会有“评论”的。就我的书而言，“一字评”，说“好”说“孬”的，或者竟写出一篇文章把二月河齐根刨起，从源寻流褒贬一顿，这种事听得耳朵老茧长起。大家似乎有一共识：“这家伙不会写爱情。”有一位专业的女性评论家甚至当面说我：“你根本不懂女人，你根本不懂爱情！”我尽管不完全服气，也被弄得有些汗颜。

不完全是不完全服气，但我是“基本服气”的。作品在那里放着，是浩浩荡荡五百万文字，一页一页翻去，爱情情节似乎有点蛛丝马迹雪泥鸿爪的样子，星星点点气息奄奄地泡在大情节里游动。《康熙大帝》里伍次友、苏麻喇姑、云娘是一组，周培公与阿琐又一组，《雍正皇帝》里雍正与小福、邬思道和金凤姑也各算一组罢。到了乾隆这一代，傅恒和女强人只沾了一点爱情味儿，至于乾隆与棠儿、海兰察、兆惠那些事儿，只能算是“故事”，算不得夸张的爱情文学描摹了。从康熙到乾隆这一通三代的书看下去，“爱情”是愈来愈少，愈来愈不纯洁，杂质愈来愈多，简直写得就是兔子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的了。

怎的是如此一个格调？

一则是才情问题。那位女评家并没有冤枉我，真的我是不懂。记得《康熙大帝》第一卷付梓，寄了给冯其庸老师看，老先生一向不轻易动感情露锋芒的，在电话中口气不善：“你怎么搞的？为什么要那样安排伍苏的爱情结局？不对头嘛！”我面对恩师，只好支支吾吾承认：“我不会写爱情，也不懂……”

这不是语言驾驭能力的问题，是“生活源泉”有些先天不足，我的家庭、我的学校和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上中学家里就严命“与女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