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了，成功的标志是主角肯定有钱了。有仁爱而无拳勇的武训，那是太个别，太稀有的了。连专门慈悲怜悯人的和尚道士们——他们也是有级别的，科级和尚，处级和尚……凭的什么呢？不是凭他们的道德修养、禅理佛性，而是凭他们的拳头，凭香火钱挣得多寡——他们每日忙着“发展旅游”，也实在是含着另一份“爱的情结”罢。考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小到一个人——他的素质用什么标准？我看不用去翻看国民的学历：大专水平的占到百分之几何，博士学历的又是百分之若干。读过什么书，官又做到多大，级别怎样……这些东西都只是参数，很扯淡的参数，与素质只是个“大概其”或者“似乎是”那样模糊的距离位置。有一个量化了的标准，我看是这样，是看你这国家、民族、团体、你这个人，你的心软化了没有，软化的程度又如何。你见到当街屠牛、杀羊、宰鸡鸭，无动于衷；见到犯罪当死，人犯被乖乖牵到绞刑架前，枪决刑场，然后杀掉，恬然不出悲悯之情，恐怕很难谈你的素质问题——我们现在不能废除死刑。但这与素质问题是两回事。

所以，“爱人”这个名字太好了，无巨无细对人的关怀，思想的呵护，生活的关照，都是对人基本素质的关照，大哉《爱人》！

为《别廷芳传》写

我们的汉语，是世界上最含蓄，最能迂回表达，最……什么呢？狡狯的语种罢。比如现在见一位领导拜年、汇报工作，临别时礼敬退出。下级说“还有一件事，顺便向您汇报……”“顺便”的事常常是“主要的”。而原本“主要”的话题，在这一小小转折词的瞬间，已变得一片模糊。倘是说人的优缺点，你肯定也得留意，不管前头说得多么好歹，那都是说书“帽子头”，你听一句“但是”，后头常常才是真文章。至少是对前头文章的重头修改。这都是现今我们的经验之谈了。然而我领教的头一件事是别廷芳的人事。

我是十三岁来南阳时听到“别司令”的名头的，那时还小，没有什么资格发言，只是“听大人说”。诸如——

女人吓唬小孩，就说：“别闹！老别来了！”

“他打红军，是反动派。”

“他杀人不眨眼，小孩子偷个玉米穗都枪毙。”

当然还有——

他到南京见蒋介石，蒋问：“到京有什么感想？”他说：“我见街上标语，行人靠左走——那右边给谁走？”

“学生娃们十个人抢一个毛蛋（篮球），太可怜了，不如一个人发一个，不就不争了？！”

类似的“别司令传奇”还有许多版本。有的是官方言语，更多则是民间“小广播”，大致上都是在“但是”后头做文章。

但是——别廷芳时，境内没有土匪，也没有小偷；

——他也打日本；

——他兴修水利，造堰灌田，修水电站；

——他开工厂，修路架桥；

——他重视教育，办学校。

但是……但是！

一个词就把他表现得格外复杂起来。

这是“那年头”的话了。后来人们敢说心里话了，甚至说出：“我们有啥？到现在还吃人家老别的饭！”

套一句《红楼梦》里的话，真格的是“一饭之恩死也知”了。凡是做过的事，无论是古是今、是现当代，是美国纽约、梵蒂冈还是北京、内乡，你别想照着什么主观意识来改变与塑造它，你也别想堵住别人的口。一个人做事要负责——不是靠他的人，而是靠他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是了。

然而，老老实实说，别廷芳实在是个很复杂的人。他处在一个复杂的时代，要适应生存的需要——即使你原本很单纯、很简单，也需要“复杂”起来。但这一来，就麻烦了后世的人，因为他留下来的疑问太多了，因为他本人就是个“谜”。

破解这谜是很必要的，因为和任何历史一样，别廷芳的“时代”也有他的“特色”。如果中国是面大镜子，别廷芳的“领地”就是一面小镜子——镜子岂可以不要？若然，脸是什么样子就弄不清了，研究哪个时代，你不能不研究。别廷芳是这样的“个类现象”——因为按《矛盾论》讲，一般的现象是在个别现象之中。破解这个谜又是困难的，时代既已久远，资料遗失又多，故人所剩无几，遗踪变化也大。另外说，大家现在都忙着生活、挣钱，很少有心去猜谜。你别把别廷芳的事搞得瓜清水白，也没人给你一文钱奖金！苦劳作又没什么报酬，这样的傻事谁干？

西峡人干了。再确切地说是西峡几位有心人做了这个工作，而且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做下来了。这部书呈现在我们眼前，有了这面小镜子，参照中国现当代史这面大镜子，可以照见我们昔日的形貌衣冠，也可以想知很多未及思索的时代见识。这件事做得很“酷”。

寄语洛阳

我这一生是三个“阳”，生在昔阳，幼在洛阳，落在南阳。就这么三个情结，陪伴萦绕了六十五年。

幼时的事不记得什么了。1948年吧，那时我才三岁。从风陵渡过黄河，天上下着奔腾大雪，我身上裹着重重襁褓，躺在舅舅怀里，大睁着眼看着绛红的天和船桅樯，听着黄河巨浪的涛声，不时地，有雪花落在脸上，我便大声地哭。舅舅哄不住我，气得妈妈呵斥我“再哭，扔你到黄河里”……也就是这个记忆吧，当时随母、舅到哪里去做什么，全然是一片混沌。

后来才知道，是随刘邓大军过黄河到洛阳。

这算是我的人生第一笔：到栾川，继而到陕县——也就是今天的三门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