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太阳下晒暖儿，见她过来，会拌动着腿哈腰低头站起来，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一句话，她“厉害”。

确实如此。我知道她是在1944年的五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在虎啸狼嚎的太行山黑黝黝的冈峦中，穿越老树古藤林投奔抗日队伍的。中间还过一条正泛水的大河，从敌占区一气跑到根据地。爸爸曾笑问妈妈：“你当时怎么想的，就不害怕？”我当时在场，听母亲说：“心里害怕就站住想：我没有做过坏事，老天爷不保佑我保佑谁？”我后来也独自夜走山路，心里想：“老子有枪，他妈的不对就给他一家伙！”这一比，我没有母亲勇敢。我有一个勇敢的母亲。一九四七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她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枪了。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妈妈是哭了，说：“万一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她的勇敢传给了我，我没有她勇敢，但也是个勇敢的人。当后来的苦难降临，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决意舍弃“士”途从文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然而恐怕没有谁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细腻温情的母爱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叫醒我，在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去“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拨鱼”，先一碗一成不变的是我吃。1960年困难时，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总是留给我们兄妹的，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里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着青烟的她“封不上号”来。犯人脱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呵斥那些年轻的“叔叔”们。他们垂手听训，鼻尖上冒汗，然而只要稍假辞色，温言抚恤一下，他们又都会高兴得孩子一样。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来，横着出去”。或者是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赶出去，都叫“横着”。母亲没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已经去了三十二年了，我记不起她活着时“休息”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醒来，她都在工作，在“写字”。她犯病也是盛暑从乡里赶回，洗脸时晕倒的。半年后病不见起，按规定要扣工资，她说：“这样歇着还领百分之八十工资，我已经很不安了。”

她去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辗转流徙，三十二年。当我鬓发渐白，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目着我，跟随着我。

我和我的编辑

大约前年，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期间，有位边远省份出版社的编辑老远而来，兴致勃勃对在病榻上的我讲：“我们总编来电话，先生的小说文章我们包揽出版。不要您的书号费，一切费用全免。稿酬按规定最高的付给。”我不禁哑然失笑，回说：“多承厚意，实在感谢您和总编，不过您来迟了。”

我的这两句话都是实话。这位编辑大约出版偏居一隅，资讯不够灵动，不了解我的书稿正在为几家出版社所争夺，根本不存缴纳“书号费”之类的“初级问题”，而是用优惠条件也未必能如愿的事。然而他是诚心诚意的一脸的真挚，我不能心存刻薄，以得意之心应之，只能实话实说，我的那个“哑然”，倒其实真的有点“好笑”的意思，他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这里饱食欲呕，他还要端盘点心：“上好的白面做得又肥又甜，请用……”我不能有骄之心对他，也不能对那些争夺稿子的出版社心存感激。就我的一生而言，没有什么值得骄的事。值得我感激的人倒是不少。其中编辑这行当中，顾士鹏、王汉章和周百义三位是的。

在部队军旅十年有余，到地方又在宣传部门，我的业务工作其实是个业余记者，也写过一些通讯报道、消息新闻之类的文章。那自然和现在的文学创作是两回事。采访、写稿、投稿（或者到报社送稿），别的事就没有了，看好，你就用，不行就拉倒。吃的是工资，跑的是工作，办的是“公事”。与编辑也就没有什么私交。老实说，《康熙大帝》的第一卷是昏天黑地偷着写出来的，心里一点数也没有，既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够发表水平”，也不知写出来投给哪个出版社，怎样一个投法。天下文艺刊物多如牛毛，文艺出版社是林林总总不可胜数，没有二月河的杯水之交。

就在这时，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来人了。社长王汉章还有后来和我多年切磋磨砺的老编辑顾士鹏（笔名顾仞九）先生。他们是道听途说“南阳有个凌解放，在写《康熙大帝》”。瞎猫捉死耗子地摸过来，果真地就碰上了。我的“知名度”如此之低惊动得出版社社长和编辑数百里奔波而来，自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拿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的前十章给他们看，犯人听候判决似的静等他们裁定。他们看稿子只用了半天，考核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