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两天半。怎样考核呢？那招待所是单间对面床。他两位坐一床，我坐一床，他们问，我答。不谈家庭、社会，也不谈学历、阅历，全部是清史上的问题。不单是康熙，清代的十代传主全都问。不单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的笔记小说，人文观念，民风民俗，国礼典章，版图疆域……我看，所有他们能想到的问题尽皆罗掘俱穷详明追寻。据顾老师事后告诉我：“我们当然要全方位掌握一下你，因为我们对你一无所知……你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就我当时的感受，应对是应对了，多少有点“不为人信”的委屈。不久也就想明白了：你凌解放是谁？凭什么叫人相信你有能力写《康熙大帝》？不可以“考证”你一家伙吗？看稿子，“考核”的结果，王汉章和顾士鹏两位先生当场便说：“我们给你出书。”是年为一九八四年。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顾士鹏的合作，《夺宫》、《惊风密雨》、《玉宇呈祥》、《乱起萧墙》陆续推出。其中第三卷的卷名还是顾先生的动议。待到写完《雍正》第三卷时，顾先生面临退休，他希望在休息前与我再合作一次，考虑到这位品质极好的老编辑的期望，我停了《恨水东逝》的写作，先写了《乾隆》第一卷给他，回头才又写《雍正·恨水东逝》。这就是雍正乾隆两书时序颠倒的原因。

大约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写完尚未出书，第三卷刚刚开始的交替日子，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来了。他比顾士鹏年轻了老大一截，他俩的性格也完全不同。顾士鹏老成、实在、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古板。周百义则灵动聪敏，活泼机变、令人望之可亲。两个人也有一致的，似乎身体都不强，有病在身，再就是二人的执着与诚恳。他大概读了我的《康熙》书第一卷。在郑州朋友处打听到我的居处，夹着个布包，风尘仆仆便赶来，很单薄的样子进了我的“贫民窟”中。

作为我而言，始终觉得河南社对我有“知遇之恩”，“一饭之恩死也知之”，何况于斯？觉得私与“外社”交往不义气。但周百义却只是笑。他讲，作者不是哪个出版社私人的，而是全社会的。希望为他们写《雍正》，他会全力保障我的权益。没有哪个出版社能把一个作家包揽了的，也没有哪个作家是专为某一个出版社写稿子的……他愿意在南阳等我，我写一章，他拿走一章……他情真如此，我很感动；他很能讲，反复比喻，使我明了很多出版知识。但我还是问了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此事可不可行”，他们答复说，别的不要考虑，集中一切力量，用尽最好的素材把《康熙大帝》写好……这时我也听说有议论，说二月河已“江郎才尽”，这才定下决心把《雍正》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雍正》一书出版比《康熙》艰难。原因倒也很简单。第一，周百义当时是个年轻资浅的编辑，仅有小说的初审，他不能作决策。第二，接到稿子不久，他就调出了出版社。他还在当着这书的责任编辑，但人，已不是出版社的人了。谁都明白这点尴尬或不方便，《雍正》第一卷被搁置了不短的时间。他对我一方是竭力安慰，又不能明白说清原委说别人什么，又不能多解释什么，且又不放稿子……后来知道，他在幕后是怎样地奔波“力争”。《雍正》终于是出书了，后来他又回来，当上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他的耐性、腕力、精明劲，都是很有风采的。

就我今日在文坛上的位置，当然有不少出版家给我以青目，我也是感念这友好，这知音，这心境的。我永远都不小看这份心意，因为别人看重我，我须得加倍地看重别人的情愫。但更为可贵的，是出版家中如上几位先生朋友，无一面之睹，杯水香烟之交，为一个陌生初起的作家修桥造路，是为人间真情的桥，社会人文的脊梁。

老乔的话没人打断

记不得多少次了，更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纷纷扰攘的朋友都已离去，只留下一盏橘黄色的台灯和我，还有对面沙发上兀坐的典运。两人各执一支香烟，细线一样袅袅的淡霭慢慢缭绕融会起来，弥漫了这安谧的静室……就这样沉思相对，已经词穷，欲语还休。然而仍是不愿打破这沉默，不愿惊动这气氛。

我曾和他笑，虽然有了几本书，却一直找不到“作家”的感觉，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进入“文界”。他一向呼唤别人名字时是略带一点结巴的，听见这话时回答却十分利落：“解放，那是你自外。朋友们可没这样认为——就本质而言，作家就应该是平常人，应该有颗平常心。”这句是句平常话，却化解了我寂寞寥落的孤独感。若论起“资格”，典运是南阳最老牌的作家，著作之丰、品质之高、名望之著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高深哲理思维似乎都被一种更为强大的主观意识掩盖了，想在他那里听到一句“阳春白雪”掉书袋的话真个是闻所未闻。他的魔力也在这里，化雅入俗的本领加上他一颗本真纯善的心，使他自然地生出一种凝聚力黏着力也有排斥力，所有的朋友都离不开他，亲他偎依他依托他，可以放肆地说笑，又有一份敬畏感和神秘感。他每次来，朋友们就奔走相告电话传呼：“老乔来了！住在……”

但是老乔不会再来了。西峡的天穹仍覆盖着他，青山绿水环绕着他，一掬黄土无情地掩埋了他。留下一个懵懂的二月河中夜推枕而起绕室彷徨：这……这样一个人他不再说话了？这就是说，我只能